护羌校尉段颎率军进击当煎羌人，将其击破。
十二月，辛丑日（二十一日），桓帝返回京都洛阳皇宫。
中常侍、汝阳侯唐衡和武原侯徐璜都去世了。
当初，侍中寇荣是寇恂的曾孙，性情清高孤傲，很少与人交往，因此被掌权的宠臣们所忌恨。 寇荣堂兄的儿子娶了桓帝的妹妹益阳长公主，桓帝又纳了他的堂孙女入后宫。左右亲信更加忌恨他，于是共同诬陷他有罪，他和宗族被免官遣返原籍。地方官吏秉承上司的旨意，对他迫害越来越急。寇荣害怕不能免祸，就前往京城，准备到宫门上书辩解。还没走到，负责监察的刺史张敬就弹劾他擅自离开边地（其家乡上谷为边郡），桓帝下诏逮捕他。寇荣逃亡流窜了好几年，遇到大赦，也不能免罪。在走投无路、极其困窘中，他就在逃亡途中上书说：“陛下统治天下，治理万物，作为百姓的父母，自长出牙齿以上的（指所有人），都蒙受陛下的恩泽；唯独我们兄弟，本无罪过，却被独揽大权的臣子百般打击，被谗佞小人共同陷害，使陛下忽略了慈母的仁爱，发出曾母投杼（比喻谣言动摇信心）的愤怒。残暴谄媚的官吏，张开法网，争先恐后，如同追赶仇敌一样。惩罚甚至延及死人，剃削坟墓，想要使严明的朝廷滥施刑罚。因此我不敢冒犯陛下的威严而自己逃窜到山林，等待陛下开启神圣的听觉和明察一切的眼光，拯救可以挽救的人，援助将要溺死的生命。没料到陛下的愤怒不因春夏的生机而平息，怨恨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松懈，于是派出使者奔驰于驿站，向远近宣布严厉的文书，其严苛程度比霜雪还要厉害，追捕我的人穷尽路途，追捕我的车马布满道路。即使当年楚国悬赏捉拿伍子胥，汉朝悬赏捉拿季布，也没有超过现在对我的追捕。我自从遭到处罚以来，国家已经三次大赦，两次允许赎罪，我这没有证据的罪行，足以得到免除；然而陛下对我恨得更深，有关官员追究我的罪过更加卖力。我如果停下来就会被消灭，如果行动就成了逃亡的俘虏，苟且偷生就成了穷途末路的人，若被处死则成了含冤的鬼魂。天空广阔却不能覆盖我，大地深厚却不能承载我。脚踏陆地却有沉沦的忧虑，远离高墙却有被压死的恐惧。如果我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完全可以在原野上陈尸，受刀锯之刑。陛下应当公布我的罪名，以解除舆论的疑惑。我本想进入国都，坐在宫门外的‘肺石’（鸣冤石）上，让三公九卿（三槐九棘代指三公九卿）来评判我的罪过。然而宫门九重，步步设有陷阱。举脚就会触到捕网，行动就会挂上罗网，根本无法到达陛下面前，永远没有获得信任的日子。可悲啊，长久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忠臣为解除君王的愤怒而杀身，孝子为使双亲安宁而殒命。所以大舜不逃避在谷仓修顶和淘井时被害的危险，申生不推辞骊姬的谗言诽谤。我怎敢忘记这个道理，不自杀以解除朝廷的愤怒呢！我请求用我的生命来抵罪，希望陛下饶恕我兄弟的死罪，使我一家能留下后人，以显示陛下宽宏的恩惠。临死前陈述衷情，面对奏章泣血！”桓帝看了奏章后更加愤怒，于是诛杀了寇荣。寇家从此衰败。
汉桓帝延熹八年（乙巳，公元165年）
春季，正月，桓帝派遣中常侍左悺前往苦县祭祀老子。
勃海王刘悝，一向行为邪恶险僻，多有僭越傲慢、不守法度的行为。 北军中候陈留人史弼向桓帝呈上密封的奏章说：“我听说帝王对于亲属，虽然恩爱深厚，但一定要他们知道威严；身份虽然尊贵，但一定要用制度加以约束。这样，和睦之道才会兴盛，骨肉之间的恩情才能保全。我私下听说勃海王刘悝在外聚集剽悍轻浮不得志之徒，在内荒废政务，沉溺酒乐，出入无常，和他交往共处的人，都是家中被抛弃的子弟、朝廷放逐的臣子，必然会发生羊胜、伍被（曾参与淮南王谋反）那样的变乱。州府官员不敢弹劾纠察，王国傅、相不能匡正辅佐。陛下顾念手足亲情，不忍心阻止，恐怕这样下去会滋长蔓延，为害更大。我请求将我的奏章向百官公布，公平地依法议处。等到法律判决、罪名确定之后，陛下再下达不忍心惩处的诏书。臣下坚持依法处理，然后陛下再稍作让步。这样，圣明的朝廷既不会有伤害亲属的讥讽，勃海国也能有享受封国的喜庆。否则，恐怕将兴起大狱了。”桓帝不听。刘悝果然图谋不轨。有关官吏请求将他废黜，桓帝下诏将刘悝贬为瘿陶王，只享有一个县的食邑。
丙申晦（三十日），发生日食。 桓帝下诏命三公、九卿、校尉荐举“贤良方正”人才。
千秋万岁殿失火。
中常侍侯览的哥哥侯参担任益州刺史，残暴贪婪，赃款累计达一亿以上。 太尉杨秉奏请用囚车押解侯参回京。侯参在途中自杀。检查他随行的车马，有三百多辆，满载金银和锦帛。杨秉因此上书弹劾说：“我查考朝廷旧制，宦官本来只在宫内供职，负责守夜打更。而如今却受到过分宠信，执掌朝政大权。依附他们的人就借公事举荐，违逆他们的人就找事中伤。他们居处模仿王公，财富可比国库，饮食极尽珍馐，奴仆侍妾都穿着精美的绸缎。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是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