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乐上书（核心论点）：? 徐乐提出“土崩瓦解”的治国警示：
“臣听说国家的祸患在于底层‘土崩’，而不在于上层‘瓦解’，古今道理相同。
什么是‘土崩’？秦朝末年就是。陈胜没有诸侯的尊贵地位（千乘之尊）、广袤的领土（疆土之地），自身不是王公贵族、名门望族之后，在乡里也没有什么声誉，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德，也没有陶朱公（范蠡）、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从穷街陋巷奋起（起穷巷），挥舞着简陋兵器（奋棘矜），振臂高呼，天下人便闻风响应。原因何在？在于百姓极度困苦而君主不体恤（民困而主不恤），下层怨恨而上层不知情（下怨而上不知），风俗败坏而朝廷不整治（俗已乱而政不修）。这三条，就是陈胜得以利用的条件（资），这就叫‘土崩’。所以说国家的祸患在于‘土崩’。
什么是‘瓦解’？汉初吴楚七国之乱就是实例。七个诸侯国谋划反叛（谋为大逆），都是号称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万乘之君），军队几十万（带甲数十万），他们的威势足以震慑境内（严其境内），财力足以激励军民（劝其士民）；然而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汉朝一寸土地，反而在中原地区被朝廷擒获（身为禽于中原），原因何在？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比平民还小，军队比陈胜还弱。那是因为当时文帝、景帝的德政根基深厚（先帝之德未衰），安于本土、乐享生活的百姓众多（安土乐俗之民众），所以诸侯们得不到境外的支持（无竟外之助），这就叫‘瓦解’。所以说国家的祸患不在于‘瓦解’。
这两种现象（土崩瓦解），是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安危之明要），是贤明君主必须特别留意并深入考察的（贤主之一留意而深察也）。
近来，关东地区连年粮食歉收（五谷数不登），收成尚未恢复（年岁未复），百姓大多穷困，再加上边境战事负担（重之以边境之事）。按照常理推断（推数循理而观之），民众本该有不安于现状的了。不安现状就容易骚动（易动），骚动就是‘土崩’的苗头啊！所以贤明的君主能洞察万物变化的根源（独观万化之原），明了安危的关键（明于安危之机），在庙堂之上修明政治来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销未形之患），其根本目标就是确保国家不出现‘土崩’的趋势（使天下无土崩之势）。”
上书结果：?
奏书呈上后，武帝召见了主父偃、严安、徐乐三人，对他们说：“你们几位都在哪里？为何我与你们相见如此之晚啊！（何相见之晚也）”都任命他们为郎中（皇帝侍从官）。
主父偃尤其受到武帝亲近宠信（亲幸），一年之内四次升迁，成为中大夫（皇帝高级顾问）。大臣们都畏惧他的言词（畏其口），纷纷向他行贿，累计达千金之多。有人对他说：“你也太横行了！（太横矣）”主父偃说：“我活着如果不能用五鼎（诸侯礼制）享用美食（吾生不五鼎食），死了就用五鼎被烹煮好了（死即五鼎烹耳）！”
汉武帝元朔二年（甲寅年，公元前127年）?
冬季：武帝赐给淮南王刘安几案和手杖（几杖），特许他不必入京朝见（毋朝）。
主父偃献策“推恩令”：?
主父偃向武帝献策：“古时候诸侯的封地不超过百里（诸侯不过百里），这样中央容易控制诸侯的强弱形势（强弱之形易制）。如今诸侯的封地有的连城数十座，土地纵横千里。他们平时骄奢淫逸（缓则骄奢），容易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易为淫乱）；一旦朝廷要削夺他们的权力（急），他们就会凭借强大实力联合起来对抗朝廷（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如果依法强行削藩，就会激起他们造反的念头（逆节萌起），就像当年的吴楚七国之乱因晁错削藩而引起一样（前日晁错是也）。
现在诸侯王的儿子们少说有十几个，只有嫡长子（适嗣）能继承王位，其他人虽然是亲生骨肉，却没有尺寸之地的封邑（无尺地之封），这样就无法体现朝廷的仁孝之道（仁孝之道不宣）。
希望陛下下令，允许诸侯王把恩泽推广开来（推恩），把自己的封地分封给所有的子孙（分子弟），让他们也成为侯爵（以地侯之）。这样，每个王子都会因为实现了愿望而高兴（人人喜得所愿）。皇上名义上施行恩德（上以德施），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国（实分其国），不用强行削藩，诸侯的势力就自然逐步削弱了（不削而稍弱矣）。”
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次年（元朔二年）春季正月，下诏说：“诸侯王中如有愿意推广私恩（推私恩）分封领地给子弟的，请各自拟定方案上报（条上），朕将亲自为他们确定封号和爵位名称（临定其号名）。”于是诸侯国开始被分割，诸侯王的儿子们都被封为侯爵（子毕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