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福言，两江总督马新贻，暗查‘异人’。凡身具异能、体有异象者，皆捕之，囚于地牢，或以银钱收买，或以家人胁迫，逼问‘地宫’之事。罪民妹秀英，身有烙印，恐已落其手……”
写到这里，字迹开始歪斜。
不是手抖，是眼泪滴在纸上，把墨迹晕开。
“罪民欲救妹，然总督府深似海，无从下手。康福献计：假扮兵卒，混入校场，趁阅兵之机，近身刺之。罪民问：何以近身？康福答：马新贻每月初三，必亲查新兵名册，其时护卫最疏。又问：何以入营？康福取一纸，上盖总督府印，曰：此乃空白委任状，填名即可……”
笔尖在纸上划出深深的沟壑。
张文祥在咬牙。
因为他写到了最痛的部分——那个决定。那个用自己一条命，换妹妹一线生机的决定。
“罪民依计而行。七月初三，混入新兵营。巳时三刻，马新贻至。罪民持名册上前，马接册时，罪民拔刀……”
写到这里，供词断了。
不是写完了，是张文祥写不下去了。
他的手在剧烈颤抖，笔掉在地上，墨溅了一地。他闭上眼睛，但眼前还是那天的画面：马新贻接过名册，低头看的瞬间，他拔出藏在旗杆里的刀，捅进去，捅得很深，深到能感觉到刀刃刮过肋骨，刺穿肺叶，最后停在心脏上。
血喷出来，烫得他手背发红。
马新贻抬起头，看着他，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奇怪的、像解脱了一样的平静。
然后马新贻说了最后一句话。
声音很轻，轻到只有张文祥能听见：
“你……也是祭品？”
岩洞里死寂。
只有张文祥粗重的喘息声，和远处永远在滴的水声。
曾国藩弯腰，捡起地上的笔，递给他。
“写完。”
张文祥接过笔，手还在抖，但咬牙继续：
“刀入，血出。马新贻坠马。罪民弃刀，举手，言：‘我名张文祥，杀马新贻者是我。’众兵擒我，押入大牢。至今，不知妹生死，不知康福何在，不知……此局，孰对孰错。”
最后一行字写完，张文祥瘫在石柱上，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
供词摊在膝盖上，墨迹未干。
曾国藩拿起供词，一页一页看。
看得很慢。
每一个字都看，每一个细节都记。
然后，他抬头，看着张文祥：
“你说马新贻最后问，‘你也是祭品？’”
“是。”
“他为什么要这么问？”
“不知道。”张文祥摇头，“但他说这话时，眼睛……在看我脖子后面。”
脖子后面。
曾国藩走到张文祥身后，掀开他披散的头发。
那里，颈椎正中的位置，有一个烙印——和供词里描述的一模一样：盘蟒顶月。但张文祥的烙印，和普通的不一样。普通的烙印是死的，是烫在皮肤上的疤。他这个烙印，是活的——暗金色的纹路在皮肤下缓缓蠕动，像有什么东西，正要从里面钻出来。
“这个烙印，”曾国藩问，“是地宫那些人给你烙的？”
“不是。”张文祥的声音很轻，“是生来就有的。”
生来就有。
天生的祭品。
曾国藩忽然明白了。
马新贻在查的，不是普通的“异人”。他在找的，是“天生祭品”——那些从出生就被打上烙印，注定要成为地宫螭魂食物的人。
而张文祥的妹妹，也是。
或许……还不止他们。
“康福，”曾国藩转身，“长什么样？”
“独臂，这是最显眼的。”张文祥努力回忆，“中等个子，不胖不瘦。脸……很普通，普通到你见过就会忘。只有眼睛——眼睛很亮，亮得不像正常人。”
“他说过他从哪儿来吗？”
“说过一次。”张文祥想了想，“他说他以前……在僧王手下当过差。”
僧王。
僧格林沁。
曾国藩的心，沉了下去。
因为僧格林沁战死后，他手下的残部，大部分被陈国瑞收编了。而陈国瑞……在天津，抢过他押送的国宝。
这局，原来从那么早就开始了。
“还有，”张文祥忽然说，“康福左手手腕上，有个刺青。”
“什么刺青？”
“一朵梅花。”张文祥说，“黑色的梅花，五瓣，花蕊是……暗金色的。”
梅花。
曾国藩想起一个人。
一个很多年前，在湘军里当过差，后来失踪了的人。那人也喜欢梅花，也总在左手手腕上画一朵梅花——用墨画的，但有时候，墨里会掺一点金粉。
那人叫……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