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立，肯定少不了相互争执，甚至是无谓的攻击，包括但是不限定于章程，事例，人身，道德等，而且绝多数这种攻击都是小题大做，并且耗费时间。有可能在朝堂之上，双方相互喷喷口水，就可以混过好几天，尤其是在遭遇外族侵略，又或是什么突发灾害的时候，分权之后的『内阁』之中相互扯皮，也不是大萌才独有的产物。
因此，斐潜就想要将扯皮和做事分开来，类似于青龙寺一样。在青龙寺之中，谁想要扯就可以扯，甚至还可以租赁高台大殿，邀请众人前来观礼旁听，专门扯皮辩论。同时间可以开十几个议题，也不耽误什么，但是在长安西京台内，就是处理事务，细化方案，推动具体落实。
引经据典的去引经据典，处理事务的去处理事务。
任何制度都是无法让人闭上嘴的，这一点在后世白色恐怖统治之下，依旧有暗流涌动，就可以证明强硬的行政，或是刑罚，甚至屠杀的手段，都无法彻底的阻挡民众之口，那么就何必去阻挡，不如改成疏导呢？
长老院，就是用来专门议政的。
虽然称之为长老院，但是实际上并不只有长老才能入院，而是让地方士族乡绅入院。
争辩，议政，虽然有时候会出现异口同声的情况，但是也同样的会出现因为意见不同而导致肝火大盛，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地方的士族乡绅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同时也避免其相互抱团，为祸地方。
『长老院每年可提一政案，由长老院动议而成，三分之二同意递送上达，每项提案需经儒（道德论证）、法（律令论证）、墨（实效论证）三轮质询，通达可行，便可提交丞相，或是尚书令之处审核，附加成本、收益、风险三损益预计之后，再行驳回，或是施行。』
斐潜笑着，『最重要一点，大汉长老院，设于京都。』
庞统一时没能反应过来。
斐潜依旧笑着，『居京者，大不易啊！』
庞统恍然，顿时抚掌而笑，『主公此策甚妙！』
地方士族乡绅，先天上有追求权力的渴望，这一点无论是在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如果切断这些人晋升的通道，他们就会想用其他的办法来实施。
大汉初期的刘邦割草开无双，动不动就邀请地方乡绅全家老小到长安做客，实在是有些简单粗暴，而斐潜现在的模式就是『不请自来』，而一旦来到了京都之后……
普通吃喝居住当然也不算是什么，但是一旦想要奢侈一些，品质一点的话，那么这消费就是哐哐往上飙升啊！
就像是后世大都市，十元吃饱的有，一口一万的也有。
而且斐潜相信，一旦形成了长老院议案的模式，必然就会催生出一种『议案掮客』的群体，专门游说长老会内部的这些人进行利益交换，便是开启新一轮的养猪模式，这也就是另外的效用了……
一旦斐潜的这个『大丞相+尚书台三经六部+长老会』三角制衡的模式形成，这种体制最革命性的影响在于提前孵化出『政治契约』精神，而这恰恰是华夏古代封建制度当中最为缺乏的东西。
政治需要『契约』，而不是『杯酒释兵权』，亦或是『二桃杀三士』。
干得好，不能只能剩下『狡兔死走狗烹』，干的不好，也不能『病退告老』就算是完事。
华夏自从儒家提出了『天命之子』概念之后，就形成了『单向契约』的模式，皇帝拥有最高解释权，最高裁决权，最终施行权，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同时还是观众。
儒家则是在皇帝这个主干上寄生的藤蔓，在替皇帝扫平周边的同时，也活生生的绞死了一代代的皇帝，吸血壮大，然后寄生在下一个王朝身上。
所以皇帝和儒家，都必须倒下，鲸落方可万物生。
而万物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契约』。
汉代不缺『契约』。
汉代的『先令券书』等民间契约文书的高度发达，与政治领域的非契约性形成鲜明反差。
斐潜特意留下了吕布，实际上就是为了铺垫出『政治契约』的重要性。
只有『功臣』不死，华夏之中能人才会尽情施展，否则要么就像是韩信这样，被归咎于『自伐其功』，将刘邦的这种政治背叛定义为道德缺陷而非制度问题，而导致每一个上台的『权臣』，最后都必须要考虑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究竟要怎么活下去……
甲鱼的自污，也是对于这个病症的提醒。
大汉之中，王莽，霍光等人，又加重了这个病症，也导致了『政治契约』表面上一再签署确认，但是实际上双方都在怀疑下一刻会不会遭遇背叛，自己菊花不保。
甚至包括现在的刘协和曹操，也是如此。
那么等斐潜掌控了山东，刘协原本和曹操之间的矛盾，也就会转移到了斐潜身上。
按照原本的旧有道路，斐潜剩下的也就是再次废帝，养一头猪，度过几十年，然后像是霍光一样人一死，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