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便是不许兵将世袭，军中不能全赖阶级法。出现历代从军的将门很正常，只要这是在正常的军制之下。但是，军中不能兵将全来自于同一个集团，世代相袭。便如这个年代，文人投笔从戎是没有机会的，没有上面的人赏识你，老死也只能是一个小兵。以军功升迁，首先你得有计军功的资格。阵前杀敌朝廷计功，如果只是士卒，那么赏钱是给你的，军功升迁则是统兵官的。而在军中，小卒基本没有机会成为统兵官，能够改变身份的，最好是升为班直。不管是历史上的狄青，还是天都山下战死的任福，他们能从小卒成为大将，都是从班直外放兵职。班直不能类比于后世军校，因为军校是向全民开放，为军队服务，而班直不是。把军校变成班直的形式，向社会封闭起来，就会形成军队脱离国家和社会的倾向。而在脱离于国家和社会之后，军队就有了与统治者个人结合的需求，不管这个人称皇帝，还是换一个名字。只有与最高统治者结合，才方便他们把社会资源自己转移。这种结合不是对统治者的忠诚，忠诚只是外在表象，一旦向他们转移社会资源的能力不足，他们就会换个主子。统治者喜欢这么一个集团，就是因为表象的忠诚。只要你还有钱给他们，他们就是你最忠心的奴仆，欢天喜地执行对内镇压一切反对力量的使命。外战输了不重要，只要你付的价钱还是能比别人高，地位依然固若金汤。只是天下之财有限，而人的贪欲无限，终有一天统治者会给不起价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摇身一变，去找那个给得起钱的人。这样一个群体，战斗力会飞速下降，天下之财会被很快消耗。这中间的平衡能力，加上各种因素，便就成了一个朝代存续时间长短很重要的因素。混一宇内，外无强敌，付出的成本便会小一些。强敌环伺，则很快天下就无法承担。敛财能力强的政权，支撑的时间长一些，而敛财能力弱的政权，则就迅速灭亡。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兵，连皇族都要忍耐让步，更何况其他群体。支撑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的能力，自然也就强那么一点点。只不过这支军事力量是为了镇压内部而生，面对外敌天生就没有战斗力，稳住了内部，最终还是要被外敌灭掉。军队是一个特殊群体，必讲阶级。但如果所有事物、管理手段只剩一个阶级法，军队也就成了私军，成了统兵官的个人物品。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就被替换成了统兵官对国家的忠诚。而在以利益收买来换取军队支持的逻辑下，收买统兵官比收买军队便宜一点。为谁而战？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制度上保证才可以。在世兵世将，统兵官绝对掌控一支军队的时候，什么样的口号都没有用。军法执掌者为什么要独立于统兵官之外？就是要监督制度的执行。徐平设军法司，本就是沿自汉朝的军法正。一切行动听指挥，和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不是一个意思。前者说的是军人的责任，后者说的是军人是统兵官的奴隶。指挥不来自统兵官个人，而来自于他这个身份，来自国家赋予他的权力。个人和职务要分清，制度首先要确保这一点。天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国家大事，军队是国之重器，岂容几个野心家当成自己搏封侯夺富贵的工具。兵哪怕当一辈子，也只是穿着戎装的民，而不是脱离于社会，与国家和民族无关的一群世袭之人。兵民一体，只有在这个逻辑之下，战功封侯才荣耀。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中原陆沉，巨大的军事打击之下汉人的军事传统丧失。如果说天下有文武二德，则自那个时候起，汉人已失天下武德。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不可能是简单的汉化，单向何谈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间，有胡人的汉化，同样也有汉人的胡化，同时还伴随着反对的思潮和行动。这种军事传统和政治结构的形成，便就是在各族势力、文化、利益等方方面面的交流与碰撞中完成的。说这种军事传统带着胡风，不是说他就是鲜卑人带着来中原的，而是在入主中原之后发展出来的。这里面有胡人风俗，自然也有汉人贡献，特别是北地世家大族和汉族文人。小时候看电影，坐下之后问大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小孩子需要用这种思维来认识世界。但面对滚滚历史洪流，还要用这种思维，硬要从里面找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来，就只能是自欺了。如果把汉人和主动汉化的胡人统一称为汉人，把胡人和主动胡化的汉人称为胡人，那么在这个交流、融合、碰撞的过程中，胡人提供了军事实践，汉人文人建立了理论基础。当然这是指一个大概，军事理论也有胡人功劳，汉人同样参与了实践。理论是依据于实践而生，从属于实践，从而指导实践。认为天生就有一个真理，你只要能够找出来，便就天下太平了，中国人没有这种文化传统。天道有常，而世事无常。天道虽有常，却无法捉摸，只有无常的世事，才能够提供你去理解天道的途径。首先是新的军事实践代替了以前传统的军事实践，才产生了新的理论体系。在徐平前世，有很多有文化的人，一谈军事，必是开口亚历山大，闭口拿破仑。如果你问他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他会一脸不屑地弊夷：“垃圾，有什么好讨论的？”打败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败了，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结果。勇敢者努力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上路。而懦弱者，则从此就站不起来，趴在胜者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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