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迟到了。当他赶到监狱时，看到了一生中最恐怖的场景：暴民冲破了守卫，拖出了科内利斯·德·维特，用棍棒、石头、甚至刀剑攻击他。鲜血溅在鹅卵石上，在火把光下黑得像油。
小威廉想冲上去，但被人群推挤得无法靠近。他看到了熟悉的面孔——邻居、商人、甚至一个曾经在他公司工作的水手——那些平时温和的人，此刻脸上扭曲着疯狂的仇恨。
科内利斯死了，尸体被拖走，像屠宰场的牲畜。
第二天更糟。扬·德·维特去医院看望弟弟的尸体时，被同一群暴民围困。守卫袖手旁观。小威廉在海军部听到消息，请求德·鲁伊特派兵干预。
“我不能，”老将军沉重地说，“民兵拒绝服从命令。这是……政治。”
小威廉独自骑马冲向医院，但再次晚了一步。他看到了扬·德·维特的尸体——被枪杀，然后被肢解，心脏被挖出，尸体倒挂在绞架上。暴民在欢呼，孩子们在笑。
他下马，跪在街角呕吐。不是因为血腥，而是因为那种彻底的崩溃感：荷兰共和国，那个建立在法律、宽容、商业理性基础上的国家，刚刚在街头谋杀了自己的领导人。
一个老人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块布。小威廉抬头，认出是德·维特家的老仆。
“先生，您认识大议长？”老人轻声问。
“不算朋友……但他是荷兰人。我们不该这样对待自己人。”
老人看着远处仍在欢呼的人群：“荷兰人？也许我们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只是利益把我们暂时粘在一起，现在压力大了，胶水就裂开了。”
那天晚上，小威廉在海军部宿舍写信给儿子，但写了几句就撕掉了。他能说什么？“国家在崩溃，我们在自杀，但希望你能在海上打胜仗”？
他走到德·鲁伊特的办公室。老将军独自坐着，盯着地图，手里拿着一杯酒——罕见的景象。
“将军，我们还有希望吗？”
德·鲁伊特抬头，眼睛里有血丝，但依然清醒：“希望？不知道。但责任还在。只要还有一艘船能浮起来，一个要塞能守住，一个水闸能打开，我们就要继续。”
“为了什么？”
“为了那些相信荷兰应该存在的人。为了你莱顿的姑姑，为了我泽兰的孙子，为了……”他停顿，“为了证明我们不只是会赚钱的商人，也会在必要时拼命。”
八月，转机以最荷兰的方式到来：水和钱。
在法**队距离阿姆斯特丹只有四十公里时，水闸终于全面开启。荷兰人亲手淹没了自己最富饶的土地——一种绝望的、壮烈的自残。
效果立竿见影。法国陆军的大炮、辎重车、骑兵，在突然出现的浅湖前停滞。他们可以试着乘船，但荷兰的小型炮艇在熟悉的水道中神出鬼没。
同时，德·鲁伊特在海上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在特塞尔海战中，他率领劣势舰队击退了英法联合舰队，保住了海上补给线。
但真正的拯救来自外交——和金融。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动用了他们最强大的武器：信贷。他们向西班牙皇帝、德意志诸侯、甚至法国国内的反战派提供贷款、贿赂、承诺，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反法联盟网络。
“我们在用路易十四自己的钱来打败他。”卢卡斯叔叔（如果他还活着会这么说）的继任者——一个年轻的金融顾问——向小威廉解释，“法国国债已经很高，战争花费巨大。如果我们能让他借不到更多钱……”
“而我们可以一直借钱，因为我们信用好。”小威廉明白了。这真是最荷兰式的战争：用账本对抗大炮。
九月，年轻的威廉三世——奥兰治亲王，二十二岁——被任命为共和国执政和陆军总司令。这不是因为他有经验（他没有），而是因为他象征着团结：奥兰治家族的传统，加尔文主义者的偶像，反对德·维特“软弱政策”的旗帜。
威廉三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视察莱顿。卡特琳娜被邀请参加接待——作为“围城幸存者后代和农业专家”。
年轻的执政瘦高，脸色苍白，有严重的哮喘，但眼神锐利如鹰。他听取了卡特琳娜关于粮食储备和土地恢复的报告，然后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
“夫人，如果您必须选择，是保住土地，还是保住国家？”
卡特琳娜毫不犹豫：“国家，殿下。土地是母亲，但国家是家园。母亲可以受伤后愈合，家园一旦失去，就无家可归了。”
威廉三世点头：“那么请继续您的工作。战后我们需要尽快恢复土地——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离开时，玛丽亚小声对母亲说：“他看起来很……冷酷。”
“我们需要冷酷，”卡特琳娜回答，“温柔的时代结束了。”
1672年冬天，局势陷入僵持。
法国控制了南部和东部大片领土，但无法突破“水线”进入荷兰核心区域。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