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每当独处档案库，那一方天地，或是深夜回到书房时，他的思绪便不由自主地缠绕回那三个字——李阿牛。
他并未急于向陈寺丞禀报。
深知官场行事，无确凿把握，贸然开口，非但不能成事，反易被视为浮躁滋事，他助应天府破命案，就引得上官同僚的异样表情，若还是不知分寸的找事，他在大理寺将没有容身之地，最后被孤立彻底排挤出去。
所以，他需要更坚实的依据，需要将那“别扭”之感，转化为无可辩驳的疑点。
于是，他再次调阅了李阿牛案的全套卷宗，这一次，他看得更慢，更细，如同老吏剥茧，不放过任何一丝纤维。
关键线索一：伤痕比对的深入推演
他将仵作尸格与李阿牛供词并置案头，反复比对。脑海中开始模拟案发场景。
若依李阿牛供述，是“趁其睡着，照面门狠狠劈下”。
此情形下，死者处于无防备状态，遭受致命一击，瞬间丧失反抗能力可能性极大。即便有所反应，也应是下意识的格挡，伤痕多集中于手臂前侧，且方向相对单一。
但尸格明确记载，伤痕在“双臂、胸背”，且“方向不一”。
这更像是在双方皆有准备、或至少死者有过短暂挣扎搏斗的情况下形成。
一个沉睡的人，如何在胸口、后背留下方向不一的浅表划伤与淤青？
张子麟甚至找来宋慈的《洗冤集录》等相关典籍佐证。
书中确有提及，抵抗伤之多寡、部位、方向，可推断搏斗之激烈程度与双方姿态。
李阿牛供述的作案方式，与尸格记录的伤痕形态，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这绝非“细微罅隙”，而是指向供述真实性的重大疑点。
关键线索二：赃物疑云的延伸思考
他再次聚焦于那匹“上好绸缎”。卷宗记载，此物是在李阿牛家中灶膛旁的柴堆里起获。
张子麟眉头紧锁。一匹质地优良的绸缎，对于李阿牛这等贫寒之家，无异于一笔横财。他若真是凶手，劫得此物，会如何处置？藏于灶膛柴堆，固然隐蔽，但绝非长久之计，更非变现之道。他为何不尽快脱手？是未来得及，还是……根本不敢，或无法脱手？
卷宗中，除了记载起获赃物，再无任何追查此匹绸缎来源、特征、或是试图寻找苦主辨认、排查当铺、布庄的记录。仿佛这匹绸缎的存在，只是为了完成“人赃并获”的最后一环，之后便无人问津。
这不合常理。
任何负责的刑名官员，都会试图通过赃物去验证其与案件的关联性。
此处的空白，显得格外刺眼。
张子麟心中升起一个大胆的猜测：这匹绸缎，或许根本就不是死者的财物！它可能只是官府为了坐实李阿牛罪名，而刻意安排的“道具”！若是如此，那所谓的“人赃并获”，便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构陷！
新增疑点三：口供细节的苍白与矛盾
他第三次细读李阿牛的画押供词。
这份供词，初看似乎详细，交代了时间、地点、动机、凶器、过程。
但反复推敲，便可发现其语言过于“规范”，甚至带着几分衙门文书特有的腔调，缺乏真正罪犯供述时，常有的琐碎细节、矛盾犹豫或情绪流露。对于如何选定目标、如何潜入荒庙、行凶时具体情形、劫得财物后如何慌乱逃离等关键环节，描述都显得笼统而模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供词中对那匹绸缎的描述，仅止于“上好绸缎一匹”，再无更多特征。一个刚刚劫得财物、印象理应深刻的凶手，在供述时，竟对赃物毫无具体描述？这不合常情。除非……这供词本身，就是在某种外力作用下，按照既定模板“生成”的。
新增疑点四：证词链条的脆弱
案卷中的人证，主要依赖于那名次日清晨发现尸体的乞丐。
乞丐证词称，前夜确见李阿牛在破庙附近徘徊，形迹可疑。然而，这份证词是孤证。
案发深夜，荒郊野庙，再无其他目击者。而李阿牛作为本地樵夫，在庙宇附近砍柴、歇脚本是常事，仅凭“徘徊”与“形迹可疑”这种主观判断，其证明力实在有限。
原审官员似乎过于依赖这份孤证，并将其与那存疑的物证、口供强行串联，构筑了所谓的“完整”证据链。
夜深人静，书房烛火摇曳。
张子麟面前摊开着李阿牛案的卷宗副本，旁边是他密密麻麻写满批注与疑问的笔记。伤痕的矛盾、赃物的模糊、口供的苍白、证词的脆弱……这些疑点如同散落的珠子，在他缜密的思维中，被一条名为“合理性怀疑”的细线逐渐串联起来。
这绝不仅仅是一桩可能存在瑕疵的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