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也不过是案上鱼肉，任人宰割。国破家亡，宗庙成墟，不过是顷刻之间。

    所以，在我们这些执掌权柄之人眼中，法家律法真正的核心，并非惩奸除恶，而是维稳。

    社会秩序的稳定，压倒一切。其余皆可让步，皆可牺牲。

    为此，哪怕背负骂名，也要把动荡掐死在萌芽之中。

    比如说——公萍。

    如果说，律法对我们而言，是镇压混乱的铁锁链；

    那对黎民百姓来说，律法就是他们心中最后一点光——公萍。

    公平！唯一的指望！还是公萍！

    在一个太平治世里，律法就是规矩的总和。

    百姓行事，一举一动，皆被这层层规则所框定。

    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是怕死，而是信——信这套制度能还他们一个道理。

    当冤屈临头，他们会告官，会申冤，会跪在衙门前磕头泣血。

    为什么？

    其一，律法明令禁止私斗复仇，谁动手，谁偿命。

    其二，他们懂是非。知道这事若走正途，该判几年，该斩还是流放。

    其三，最关键的一点——他们信。

    信朝廷的刀不会偏，信青天大老爷会为他们主持公道。

    正因如此，他们才肯放下手中的刀。

    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暴力权，亲手交出去，托付给律法。

    可问题来了——

    如果这桩冤案，撞上了“稳定”这两个字呢？

    举个例子：

    某贵族之子，见一民女貌美，强抢不成，怒而拔剑，当街杀人。女子之父当场惨死，血溅市集。

    依秦律，杀人者死，无赦。此人无爵无功，无可抵罪。

    按理，斩立决，昭示天下。

    但若这人，是当朝丞相唯一的血脉？九代单传的独苗？

    杀了他，等于断了丞相香火。

    丞相震怒之下，起兵逼宫，也未可知。

    那一夜，京城火起，朝堂崩裂，百官俯首，江山易主……

    这份动荡，谁担得起？

    于是，为了大局，为了社稷安稳，只能压案、封口、抹去血痕。

    让那民女含冤入土，让那凶手逍遥法外。

    从统治者的角度看——这反而是“最优解”。

    一个丞相造反掀起的腥风血雨，远比一个黔首百姓揭竿而起要可怕百倍。

    宁可负一人，不负天下。

    可代价是什么？

    是律法的公平，碎了。

    一旦开了这个口子，百姓便知：原来律法不公，权贵面前，命如草芥。

    今日他能逃过死罪，明日便有更多恶徒效仿。

    从此，没人再相信官府能断是非。

    没人再跪在衙门前求一句清白。

    因为他们记起来了——

    自己手里，也有刀。

    他们本就有血性，有气力，有拼死一搏的勇气。

    只是曾经选择相信：只要守法，就能活得出头之日。

    如今信仰崩塌，那被上缴的暴力，便会尽数收回。

    一人一刀，血债血偿。

    万家愤起，便是燎原之火。

    到那时，秩序不再，律法成纸，天下重回弱肉强食的丛林。

    我们拼命维护的“稳定”，终将毁于一场失掉的公萍。

    “当万千黔首不再信律法，转而提刀自救时——秩序，就碎了。”

    律法公义，与社会稳定，选哪个？

    换作嬴政，根本不用犹豫——他永远会选稳定。

    为什么？太子扶苏早说得透彻：唯有社稷安稳，他这始皇帝的龙椅才能坐得稳，大秦才有可能万世不灭。他之所以频频从天幕中汲取扶苏提出的治国方略，还不是因为看到了那个世界的惨状——民怨沸腾、根基动摇，大秦摇摇欲坠！

    若非如此，他会如此上心那些潜在隐患？会去在意一个黔首的冤屈、一纸律令的偏颇？

    当然不会。

    所以，当扶苏举出那桩命案——丞相之子杀良民，该如何判？

    除非那丞相是吕不韦，嬴政正要削其权柄，借机立威，那或许真会斩子谢天下。

    可若是左丞相隗状，右丞相王绾呢？

    功勋卓着，位高权重。若依法处死其子，换来的是一个断后绝嗣、心生怨恨的老臣——这种代价，嬴政扛不住。

    于是，他极可能选择徇私，特赦凶手，轻轻揭过。

    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嬴政眼中，为一个黔首讨公道而逼反一位重臣，风险太大；而纵容一次不公，看似伤了法度，实则护住了朝堂安稳。

    毕竟——

    一个丞相若起异心，振臂一呼，便能撼动山河，倾覆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