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圣人亦会出错”这条路，走不得。
一旦踏出，便是以墨子之矛，攻墨子之盾，用自家的道理，击碎自家的信念。
可若坚持周公是圣人无疑，且圣人之言绝无谬误——
那唯一的出路，便只剩下承认：墨家所倡的“兼爱”“非攻”，才是错误的。
但这更是万万不能点头的选项！
毕竟，若否定了周公的圣位，顶多被人讥为狂妄无知；
若承认圣人亦有错，也不过让太子借此瓦解“明鬼”之说；
可若是低头认错，说是“兼爱”“非攻”不对，那便等于亲手斩断墨家思想的根本，否定了墨子毕生所求的道义。
但如果墨家坚持奉行墨子与季师所倡导的“兼爱”“非攻”理念本身就是一条歧路，那墨家迟早会因内部分裂、理念崩塌而自行瓦解。
当所有方向都被堵死，相里季唯一能做的，便只有沉默不语。
等了片刻，见相里季未作回应，太子扶苏也不以为意，继续说道：“古时的商汤、周武王，皆被尊为上古至德至贤的圣君。”
“若依季师之言，圣王圣人所持之见皆无谬误，那么商汤建立的商朝、周武王开创的周室，理应是他们心目中最为理想、毫无瑕疵的政体，足以世代传承、永享太平。”
“可为何商朝最终被周武王所取代，而周室又终为我祖父庄襄王所倾覆？”
“倘若圣人之思无差，那商汤、周武王、周公所确立的治国之道，自然也是他们心中最善、最正的法则。”
“可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何并未沿用商汤旧制？”
“反倒是周公重新制礼作乐，为周朝另立一套典章制度？”
“这是否意味着，商朝的法度本就存有偏差，而周武王与周公所立之法才是正道？”
“可若说商法有误，那为何在商汤时代，这套制度却能成就一代盛世？”
“再看周平王东迁以后，列国为何不再恪守周初礼法，反而纷纷推行变法？”
“譬如齐国有邹忌改革，楚国行吴起新政，燕国任乐毅图强，韩有申不害执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魏国启用李悝变法，还有我秦国，商君厉行变革。”
“这些变法虽程度不同，却都令各国日渐强盛……”
“尤其我大秦自商君变法以来，国力日增，如今已有席卷八荒之势！”
“难道能说这些变革皆是错误之举吗？”
“若变法并无差池，岂不反证周室旧法已不合时宜，乃至根本有弊，这才导致周王朝走向衰亡？”
“可若说周法有失，那为何在周武王、周公执政之时，又能成就礼乐昌明、天下归心的治世？”
听着太子一席话，坐在对面的相里季眉头紧锁，陷入沉思。
若商汤之法错了，为何其时天下安定、国势鼎盛？
若其法正确，又怎会被后来者彻底抛弃，连周武王与周公都不肯继承？
若周初之法不对，为何周初能成一代典范？
若其法正确，为何列国弃之如敝履，转而变法图强后反而一一崛起？
如此看来，先贤圣王的主张，到底是对是错？
一旁的秦王嬴政，则面露思索之色。
他听着扶苏所言，心中隐约有所触动。
而相里季越想越乱，思路纠缠不清，始终无法给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答案，最终只得起身，向扶苏深深一拜：“恳请殿下赐教！”
他百思不得其解，但太子既敢发此问，必有其深意。
扶苏见状急忙抬手虚扶：“季师不必如此，你我本为论道，何须行此大礼。”
待相里季落座，扶苏才缓缓道：“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商君推行变法之时，便已有答案。”
“那就是——治世不一道，强国不必循古。”
“商汤、周武王、周公所立之法，在他们那个时代，确是顺应时势、最为妥当之策。”
“因此，商汤治下商邦兴盛，周初之际天下安宁。”
随着时间推移，就像大海慢慢变成农田一样，原本适用于商朝和周朝初期的治国之道，逐渐无法适应后来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
因此，商朝由盛转衰，最终被周武王所灭，建立周朝；而周公在治理周室时，审时度势，因应时局，重新制定了一套契合当时国情的政令制度。
可到了周朝中后期，统治者未能随着世事变迁而调整方略，依旧固守旧制，结果也一步步走向衰微。
最终周室倾覆，各路诸侯纷纷变法图强，崛起于乱世之中。
这正说明了一个道理：时代不断前行，社会状况也在持续演变。
即便是圣王贤人当年行之有效的治国之道，在彼时再正确不过的方法，也可能在日后变得不合时宜、难以为继。
而那些能够洞察这种变化，并依据现实情况重新创设出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