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感，未得半分欣赏。

    因自儒家入秦以来，他所见所闻，无非空谈礼义，一味劝他效仿周制，除此之外，不见半点实绩。

    若儒家能在其他方面展现哪怕一丝一毫的实用价值，

    以嬴政务实的性格，也定会让他们办些实事，而非只供奉于朝堂之上、白拿俸禄。

    所以在听到“只吃饭不干活”的儒家众位学者，在指责“吃饭之后，认真干活，只是偶尔言语不太好听”的农家弟子之时，

    秦始皇嬴政对儒家的反感又加深了几分。

    甚至嬴政开始思考，是否应当将儒家驱离咸阳，毕竟“仁政爱民”这一理念并非儒家所独有。

    墨家也有自己的“仁政爱民”主张，农家同样提出了类似的治国理念。

    甚至从“仁爱”本身来看，墨家所提倡的“仁爱”还要更加广泛彻底。

    因为儒家的“仁爱”是分亲疏、有等级的，是讲远近的。

    比如，我对家人的爱要远胜于对同村人的爱，

    我对同村人的爱又远胜于对其他村落的人的爱，

    我对本国百姓的爱要远胜于对异国之人的爱。

    而墨家主张“兼爱”，即普天之下，众生平等，不论亲疏远近，不论本国他国，我对每个人的爱都是相同的。

    所以若要推行“仁政爱民”的政策，完全可以参考墨家或农家的理念，

    而儒家，目前看来，并非不可替代的存在。

    与此同时，嬴政对儒家心生嫌恶之际，现场其他诸子百家的代表，也对儒家博士的言行感到不悦。

    其一，是因为过去儒家孟子曾经痛斥过各家学说。

    比如墨家与杨朱学派，当年孟子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道：“杨朱与墨翟的言论遍布天下，天下之人若不归附杨朱，便归附墨翟。

    杨朱讲求‘为我’，是目无君上；墨翟主张‘兼爱’，是无视父纲。

    无父无君之人，等同于禽兽。”

    “若杨墨之说不止，孔子之道便难以光大。

    这些歪理邪说蒙蔽百姓，阻塞正道。

    若仁义被遮蔽，就如同野兽吃人，人也将自相残害。”

    那时孟子直接斥责杨朱的利己主义为“无君”，墨家的兼爱为“无父”，将他们统统归为禽兽之流，称其学说为邪说，必须予以压制。

    更早之前，孟子在与农家弟子陈相辩论“君臣共耕”这一理念时，也曾毫不客气地讽刺农家学派许子说：“如果照许子的做法去做，那就是彼此串通做假，又怎能治理好国家？”

    在孟子看来，那样的做法，就是虚伪，根本无法治理国家。

    还有一次，景春问孟子：“公孙衍与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

    孟子不屑地回应：“只知道顺从他人，这是妇道人家的行为罢了。”

    也就是说，纵横家的思想在他眼里不过是“妾妇之道”。

    可以说，孟子在世时，就是诸子百家中的“喷子”，几乎每个学派都被他痛批过。

    但这也正常，因为在孟子看来，只有儒家的学说才是真正的正道，其他各家不是歪理，就是邪说，根本不值一提。

    而且孟子言辞犀利、气势磅礴、逻辑严密，辩论技巧高超，其他学派中能与之抗衡的人少之又少。

    因此，孟子在世期间，儒家的确因为他的声望而再度兴盛。

    但也正因如此，其他各家对孟子的怨气也一直埋在心里，只等一个机会，便要狠狠反击回去。

    其二，淳于越等儒家博士趁着农家弟子不在场时，背后议论、批评他们，这种行为让在场其他学派的学者都不禁想起之前天幕播放的画面中，儒家博士也曾如此背后对扶苏公子贬低各家学说，抬高儒家思想。

    这种行为，使得扶苏渐渐疏远其他学派，而愈加亲近儒家。

    这种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做法，在其他学派看来，多少有些无耻。

    你儒家不屑农家那一套治国理政的说法，既然如此，那就光明正大地和农家辩论啊！

    要是辩不过，就直接动手打一架也行！

    偏偏只会偷偷摸摸地在背后说闲话，这和小人有什么区别？

    简直比墨家的相里季还不如！

    人家相里季就算再怎么讨人嫌，好歹也是明着在他们面前吹嘘，堂堂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