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老大（国君），你得管一管商贾行当了，千万别让他们耽误了农耕用人。”

    只要商业不妨碍农事的正常进行，那么农业便不会去干涉商业的发展，更不会刻意贬低商人地位。

    同样的道理，即便是法家主张的“崇农轻商”或“重农抑商”，本质上也只是对商业进行一定的约束，并非彻底压制。

    比如商鞅，在《商君书·去强》中便写道：“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

    又说：“三官者，生虱害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

    “这六种弊端若不加以控制，国家必定削弱。

    三类职业中若滋生出三种坏风气，六害中若出现一种苗头，那就是危险的信号。”

    在商鞅看来，农夫、商贾、官员三类人都是国家有固定职守的群体。

    三者各司其责，各自也有其潜在的不良倾向。

    虽然农夫是商鞅强国政策中最重视的人群，而官员也是他治理国家所依靠的骨干力量。

    但商鞅同样指出，农业和官场也会滋生不好的风气，因此他将这些风气统称为“六虱”。

    正因为农、商、官三者都存在优劣两面，所以商鞅认为君主应发挥其积极面，遏制其负面影响，防止这六种弊病蔓延，否则国家必将衰弱。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商鞅眼中的商贾、农夫和官吏之间，其实是相对平衡的。

    换个角度来说，商鞅或许可以这么说：“我并不是只看不起商人，我对农夫与官员也一样警惕！”

    如果只是对一个行业抱有偏见，那可称为歧视。

    但如果对所有行业都保持同样的警惕与约束，那就不能称为歧视，而是一种整体的平衡。

    这种平衡的“贬抑”，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吗？

    所以在“重农抑商”的改革策略下，秦国最多是对商业进行限制，而非真正打压。

    所谓“限商”，只是对商人行为范围做出一定规范。

    只要商贾的经营活动不越界，秦国不仅不会压制，反而还会给予支持。

    所以在“重农抑商”的整体政策下，反倒出现了秦国商业繁荣发展的奇特景象。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写：“陇蜀之地货物丰饶而商贾众多……北通戎狄，东连三晋，亦多有大商……巴蜀亦为沃土……”

    意思是说，秦国商贾众多，甚至还有不少大商人活跃其间。

    在秦国北方，有与戎狄交易牲畜的大商人；在西方，有经营邛、笮地区马匹和牦牛贸易的商帮。

    巴蜀虽然地处封闭，却物产丰富，有栀子、生姜、丹砂、石材、铜铁、竹木等资源，更有千里栈道，通达关中各地，无处不通。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略带夸张地写道：“关中之地约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十分之三，但其财富却占据天下十分之六。”

    也就是说，关中虽非人口最多之地，却是财富最为集中的区域。

    此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及其他篇章中记载了二十多位富豪巨贾，其中影响深远的有七八位，而秦国就占了四位。

    其一，吕不韦，自不必多言。

    阳翟的大商人，精于低买高卖，家中资产丰厚，是战国末期最着名的豪商之一。

    后来进入秦国，担任宰相，以“奇货可居”的谋略，辅佐秦庄襄王登位，并召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门下宾客多达三千人。

    暂不论其他功绩，仅以他一介商贾身份，最终竟官至秦国丞相，且能令群臣心服口服。

    由此可见，秦国对待商人和商业的态度，并非后世那种轻视与打压。

    否则，吕不韦不可能堂而皇之地登上丞相之位。

    其二，是在秦始皇时期崛起的大商人乌氏倮。

    他是乌氏族人，在西戎地区成长起来的畜牧大户和贸易巨贾。

    秦始皇嬴政赐予他如同封君般的待遇，并允许他与朝中大臣一同入朝参拜皇帝。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能够入朝觐见君王，是一种极高的荣耀。

    其三，同样是秦始皇时期崛起的巨商巴清。

    她来自巴蜀地区的清氏家族，以经营丹砂产业起家，积累巨额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