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考据古今，最终钦定营造尺，实现了‘律、黍、尺’三者合一的校准。”苏雅着重补充了康熙定尺的细节，让讲解更具说服力，

    “康熙爷以古之黄钟律为根本，又以秬黍校验，最终定下规制：营造尺一尺，既需与纵黍百粒之长相合（约合今之三十一点九厘米），又要对应黄钟律管的长度——将古黄钟律管九寸，按今尺比例校准为七寸二分九厘，同时律管需恰好容纳一千二百粒秬黍，以此双重校验，确保尺制既合古制，又能适配当朝实用。这般定出的营造尺，被颁行天下作为官尺，专用于工部营造、官府征税、典籍校勘等正事，可见其严谨性。”

    她顿了顿，再谈黍尺与营造尺的关联与矛盾，逻辑层层递进：

    “黍尺是度量的本源，朴素直白却易受地域、黍米品质影响——江南秬黍偏瘦小，塞北秬黍较饱满，同样百粒纵排，长度便能差出一分半分；营造尺是官定的标准，依托律管与黍米双重校准，精准度更高，却又受礼制音律掣肘。更关键的是，民间旧尺沿用百年，早已形成惯性：裁衣用布尺、量地用地尺、造器用工尺，各行业私尺与营造尺的差异从二分至五分不等，商贾图便利、百姓怕麻烦，不愿轻易更改，官府虽有禁令，却难敌千年旧习，最终还是落得‘官尺归官尺，民尺归民尺’的局面，乱象始终难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