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卿。”刘进开口，声音清朗而沉稳，瞬间将殿内所有的嘈杂议论都压了下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年轻的储君身上。
他先缓和了语气，肯定了桑弘羊的担忧和用心：“卿之所忧，乃国用或有不足，朕已深知。卿殚精竭虑，为国筹谋，所提二策，亦是老成持重之言，朕心甚慰。”
先扬后抑，这是帝王术的基本功。随即，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而坚定：“然，加征捐税，恐伤农桑之本，动摇国本。去岁丰年，乃天赐之福，百姓方得温饱，仓廪初实，民心稍安。若朝廷只因账面数字之虚，便骤然加税，必使民心生怨，谓朝廷言而无信，丰年犹加赋，则其耕种之意必懈，于国家长远而言，得不偿失。此非仁政所为，亦非真正强国之道。”
他目光扫过群臣，看到不少人露出深思之色，便继续深入剖析第二个建议：“至于增铸钱币，朕尝闻父皇多次教诲：钱贵流通与稳定，不贵数量之多寡。钱币之价值，在于‘信’，在于‘稳’！”
若不顾天下物资实际多寡，盲目增铸，则新钱如潮水般涌入市面，钱多物少，其必致钱贱物贵。届时，非但粮价上涨，百工之物、日用所需，皆将腾贵！”
“官吏之俸禄、兵士之粮饷，其所能换取之实物反而大幅减少！此非解决国库购买力之正道，实乃饮鸩止渴，祸乱民生，动摇国本之根源也！前朝王莽滥发货币，以致经济崩溃，天下大乱，殷鉴不远！”
刘进的声音并不高昂，但引经据典，逻辑清晰，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直指桑弘羊策略的核心弊端。他不仅否定了建议，更阐明了其背后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这番见解，让许多原本支持桑弘羊的官员如梦初醒，冷汗涔涔，意识到太子所言，才是真正深谋远虑。
桑弘羊面色微微一变，他浸淫财政数十年，何尝不知这些道理？只是在他看来，解决眼前的“国用”之急更为重要。
他没想到太子竟能如此犀利、如此深刻地驳斥他，且抬出了皇帝的理念。
他连忙躬身道：“殿下明鉴，剖析入微，老臣钦佩。然国用匮乏，事急从权，若不如此，今岁诸多关乎国运之大计，恐将难以为继啊…届时西域军事、漠北屯垦若因粮饷不继而停滞，其损失恐更大…”
“不然。”刘进摇了摇头，神色从容，显然胸中已有沟壑，“国用不足，岂只有盘剥百姓、滥发钱币一途？此乃涸泽而渔之下策。朕以为，开源节流，优化调度，方为上策。”
他从容不迫地说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着大司农寺会同御史台、丞相府，立即对各郡国、各衙署所报今年度预算进行联合审核。凡可有可无、可缓办之工程，一律暂缓或削减。将有限之钱粮，优先确保最紧要之处：大军粮饷、黄河防汛绝不能短缺，西域漠北移民安置之本亦需保障。其余，可量力而行。”
“既然眼下粮价偏低，于朝廷而言，正可借此良机，加大官府采购力度！可将部分原本计划支付钱币的款项，改为直接征调或以当前市价平价购买粮食，充实各地官仓、军仓。此乃‘平准’之术之灵活运用，既可极大充实国库实物储备，又可一定程度上稳定粮价，避免谷贱过度伤农。朝廷以实粮而非虚钱储备，方是真正应对风险之道。”
“今岁计划之大型工程，如通往西域之驰道、西北水利设施，可大量招募流民、贫民参与，以粮食支付其工钱。如此，既高效完成了工程，又安置了流民，避免了社会动荡，更将国库之粮食储备，转化为道路、水渠等可惠及长远的坚实资产，而非单纯消耗。”
“诏令各关隘税卡，进一步简化手续，降低商税，鼓励天下商贾将内地丰裕之物产如布匹、瓷器、茶叶等运往边疆甚至西域，换取当地之特产如牛羊、皮毛、玉石等内销。商业繁荣，则流转加速，税基自然拓宽增长。此乃活水之源，远胜杀鸡取卵。”
刘进的策略，其核心在于“内部挖潜、优化配置、稳定预期、藏富于民”，着眼于经济的健康循环和长远发展，而非简单粗暴地向外索取和掠夺。这充分体现了他从刘据那里继承并理解的现代经济管理思维。
朝堂之上，一时寂静无声。许多官员都在细细品味太子这番话中的深意，越品越觉得其眼光长远，格局宏大。
片刻之后，大将军赵充国率先出列，声如洪钟表示支持：“殿下所言，高瞻远瞩，老成谋国，深得陛下治国之精髓！
与民休息，稳固根本，方是强军强国之正道。苛政重敛，虽解一时之急，然伤国本元气，臣亦深以为忧。殿下之策，方为帝国长治久安之计。臣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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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军方重臣的明确支持，越来越多明白过来的官员，如御史大夫、丞相等人，也纷纷出列：“臣等附议！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