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警惕地盯着对方：“你是谁？”
“我是来提供工作的。”来访者放下一个黑色手提箱，打开，里面是成捆的五百马克现钞。
“这是签约奖金，五万马克。”
“如果你接受我们的合同，年薪相当于十五万马克，工作地点在阳光更好的地方。”
“什么工作？”
“改进你的系统，适应二十一世纪的建筑材料，双层玻璃，复合墙体，智能家居环境。然后培训我们的技术人员。”
“你们是？”
“九黎国家电子技术研究院。”
“我们正在建设世界一流的技术情报能力，需要世界一流的人才。”
“在德国，你的技能是犯罪工具；在我们那里，是国家安全资产。”
托马斯抚摸着手提箱里的钞票。
他已经一年没给女儿买新衣服了。
“我需要护照，签证……”
“我们会帮你安排好，两周后，你和家人飞往曼谷，然后转机到西贡。”
“住房，学校，医疗，全部由我们负责。”
“你只需要专注于技术。”
那晚，托马斯抱着手提箱入睡，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实验室，调试着精密的仪器，而不是在汉堡的小作坊里焊接盗版窃听器。
布拉格，查理大学附近书店。
前斯塔西文化情报线人，东德评论家彼得·霍夫曼正在整理书架。
统一后，他作为“斯塔西合作者”被大学解雇，现在在这家小书店打工，勉强维生。
一位亚洲顾客在哲学区停留了很久，最后拿着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来结账。
“黑格尔在东德被简化了，不是吗？”顾客用德语说，“辩证法变成了政治工具。”
彼得抬头，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亚洲男性，气质不像游客。
“您对东德哲学很了解？”
“我读过你的论文《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东德文化政策的张力》。”顾客微笑，“写得很好，尽管为了通过审查不得不自我设限。”
彼得的心跳加速。
那篇论文他只给几个朋友看过手稿，从未发表。
“你是谁？”
“我是九黎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
“我们正在开展一个研究项目：冷战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多元实践与遗产。”
顾客递过名片。
“我们想邀请你参与，作为东德文化领域的亲历者和分析者。”
“项目为期三年，经费充足，可以在西贡，吉隆坡或新加坡进行研究。”
“成果可以全球出版。”
“为什么找我？我只是个被解雇的讲师。”
“因为你是少数真正理解东德文化矛盾复杂性的人。”
“西方学者要么全盘否定，要么浪漫化怀念。”
“我们需要理性的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审判。”
顾客停顿，“而且我们知道，你当年为斯塔西提供的情报，主要是关于西德文化界对东德的误解和偏见，你实际上是在试图改善双方的认知，虽然用了错误的方式。”
彼得感到眼眶发热。
统一后，所有人都把他当成告密者，没人问过他为什么那么做。
“我需要做什么？”
“撰写回忆录和分析，参与学术研讨会，帮我们理解：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如何运作，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有值得保留的价值。”
顾客压低声音。
“另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当代欧洲文化界的观察。”
“不是间谍活动，是文化情报，哪些思想家在影响欧洲对亚洲的看法，哪些媒体渠道可以成为对话平台，哪些文化项目可以促进相互理解。”
彼得明白这是双重角色：学者兼情报员。
但这一次，他不是在告密，而是在搭建桥梁，至少他可以这样告诉自己。
“我考虑一下。”
“当然，这是预付的研究经费。”顾客留下一个信封，里面是两万马克支票，“无论你是否加入项目，这笔钱都可以让你暂时不必担心生计。”
彼得看着顾客离开书店，阳光透过橱窗，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他突然想起布洛赫的话：“希望不是确信，而是可能性的活跃状态。”
也许，在世界的另一端，还有新的可能性。
92年夏，西贡郊外“国际管理与技术学院”。
这座看似普通的职业培训学校，实际上是九黎新建立的情报培训中心。
校园占地两百公顷，有模拟欧洲城市街区的训练场，多媒体情报分析实验室，多语言同传会议室，甚至还有一个按柏林咖啡馆1:1复制的“社交情报实践区”。
首批八十名前斯塔西人员在这里接受再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