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心表面上是将苏联军用技术民用化的合资企业，实则是九黎获取军事技术的渠道。
更有价值的是：它常年雇佣约200名退休或转业的苏联军工专家作为“顾问”。
政变次日，中心主任召集所有顾问：
“莫斯科的银行系统瘫痪了。”
“你们的退休金，顾问费，未来几个月可能都无法支付。”
老专家们骚动，他们中很多人全靠这份额外收入维持生计。
“九黎总部决定，”主任宣布，“所有顾问的合同转为九黎直接雇佣。”
“薪资以美元现金支付，立即生效。”
“但有一个条件……”
“工作需要前往九黎境内的新研发基地。”
“我们提供：全家搬迁费用，永久性住房，全套子女教育，免费医疗。”
“以及,继续研究你们真正感兴趣的课题，而不是被官僚体系浪费余生。”
一位曾参与“台风级”核潜艇设计的退休总工程师颤抖着问：
“我的研究涉及国家机密……”
“在九黎，”主任平静回答，“那将只是历史技术档案。”
“我们关心的不是用它造潜艇，而是其中的流体力学算法，材料科学数据，系统工程思想，这些才是真正的科学，超越国界。”
当天，132名退休专家签署新合同。
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私人保存的设计图纸，实验笔记，失败教训记录，这些在官方档案中永远不会记载的“隐性知识”。
渠道三：乌克兰的“学术休假计划”。
基辅，乌克兰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这里的科学家面临双重困境：莫斯科的混乱，加上乌克兰即将独立的未知。
九黎的接触方式更精致：
第一步：紧急援助。
政变次日，九黎驻基辅的“科学文化交流处”立刻向研究所提供了10吨食品，3台柴油发电机，外加一批急需的实验试剂。
“这些是纯粹的人道援助，不求回报。”负责人说。
第二步：学术邀请。
一周后，研究所收到九黎科学院发来的正式邀请函：
“鉴于贵所在地球物理领域的卓越成就，特邀以下六位研究员赴西贡参加环太平洋地质动力学研讨会，全部费用由我方承担，可携带家属。”
被邀请的六人，正是名单上标记的“顶尖且对苏联体制不满”的科学家。
第三步：留下选择。
研讨会结束后，负责人私下对六人说：
“诸位在会议上提出的理论，在西贡引起了极大兴趣。”
“我们有充足经费支持后续研究，如果你们愿意留下，当然，这完全自愿。”
六人中有四人当场同意。
另外两人有些犹豫。
“没关系，”负责人微笑，“你们可以先回国，但请收下这个。”
他递上两张卡片：九黎银行的匿名账户卡，每张已存入5万美元。
“无论你们未来如何选择，这些钱能让你们和家人度过困难时期。”
“记住账号和密码，卡片本身请销毁。”
两个月后，犹豫的两人中，有一人带着全家“度假”时经土耳其转机前往九黎。
他留下的纸条写道：“我不是背叛祖国，是祖国先背叛了科学。”
……
91年9月，北德文斯克，绝密设计局。
红旗勋章获得者，苏联核潜艇静音技术首席专家，安德烈耶维奇接到紧急通知：因“经费调整”，他领导的“海洋声学实验室”下月关闭，所有人员分流。
他知道真相：政变后上台的强硬派认为“与九黎合作项目泄密”，实验室成了替罪羊。
当晚，一位医生上门。
医生是他三十年前的学生，现在是九黎某研究机构的医疗顾问。
“老师，您的心脏，”学生看着心电图，“必须立即休养。”
“我建议您去气候温暖的地方疗养，比如马尔代夫。”
“我是涉密人员，不可能出国。”
“如果是突发心脏病，赴国外紧急治疗呢？”学生轻声说，“救护车已经在楼下。”
“所有文件，我们都准备好了。”
凌晨三点，救护车驶向机场。
飞机不是医疗专机，而是九黎航空的普通客机，但整个头等舱被包下，改装为临时重症监护室。
起飞前，安德烈耶维奇看着窗外逐渐远去的祖国灯火，流下眼泪。
学生握住他的手：“老师，您不是在背叛，您是在拯救知识，如果留在那里，您的知识将随着实验室一起被埋葬。在九黎，它会继续生长。”
安德烈耶维奇闭上眼睛。
他的行李箱里，没有衣物，只有三十本工作笔记，关于核潜艇如何在大洋中隐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