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开工三个月后停滞，成为维尔纽斯湾畔的一处烂尾景观。
当地报纸标题：《苏联式现代化：用昨天的技术，建设后天的设施，解决前天的问题》。
90年8月，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
莫斯科的“文化尊重”政策在这里以最荒诞的方式展现。
根据九黎“尊重地方文化”的经验，苏联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在聚居区，推广新型经济合作模式时，注意文化适应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第12条规定：
“在与地方长老，宗教人士协商时，应充分尊重地方传统，可适当安排在工作会谈前后进行祷告时间……”
苏联贸易部代表团访问撒马尔罕的丝绸合作社。
按照指示，他们特意安排在周五（主麻日）下午拜访，计划“先参观工厂，然后与工人们一起参加清真寺礼拜，展现尊重”。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家合作社的工人主要是女性（男性多去莫斯科打工）
当地寺不允许女性进入正殿。
更关键的是，合作社主任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苏共党员，对宗教活动极度反感。
结果：代表团坚持要“参加礼拜”，合作社主任当场翻脸：“你们是来做生意还是来传教？”
代表团中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官员试图解释“这是尊重文化”，被主任怒斥：“你们莫斯科人懂什么我们的文化？”
“这里的文化是女人织丝绸养活全家，不是男人在寺里空谈！”
谈判破裂。
更大的反效果在后续：
莫斯科的报纸报道此事时，标题是《贸易代表团尊重宗教传统遭无理拒绝》。
文章暗示乌兹别克人“宗教狂热”“不领情”。
乌兹别克斯坦的报纸反击：《莫斯科的伪善：几十年压制宗教，现在却想用祷告做交易》。
原本单纯的经济合作，被硬生生扭成了宗教意识形态争端。
90年9月，第比利斯，格鲁吉亚。
这里是苏联“经济松绑”试验最灾难性的地区。
莫斯科的计划是：利用格鲁吉亚的葡萄酒产业，复制九黎在阿富汗的“特产绑定”模式。
提供贷款扩建酒庄，承诺包销产量，帮助开拓东欧市场。
但他们忘记了两个问题：
第一，葡萄园的产权。
苏联时代的集体农庄制度下，葡萄园属于国家。
现在要扩建，需要土地。
而这些土地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历史上属于：被铁人强制集体化时剥夺的地主后代。
被迁走的少数民族的故居。
不同家族之间，有数百年争议的边界地块。
当莫斯科的“土地划拨文件”下发时，不是带来投资喜悦，而是引爆了数十起土地纠纷。仅在卡赫季州，一个月内就发生了47起械斗，死亡9人。
第二，市场的选择。
莫斯科承诺“帮助开拓东欧市场”。
但当时东欧正经历剧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转向西欧市场。
东德即将消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自身难保。
实际结果是：格鲁吉亚酒庄扩建了产能，但产品堆在仓库里运不出去。
莫斯科的“包销”变成“以货易货”。
用格鲁吉亚葡萄酒换古巴的糖，而这些商品在格鲁吉亚根本没有市场。
最致命的第三点：历史仇恨的经济化。
莫斯科为了安抚格鲁吉亚，在投资中特意加入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内容：拨款修复第比利斯老城，斯大林故居纪念馆等。
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要求用于修复“俄格友谊纪念碑”。
纪念1783年《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条约》（格鲁吉亚接受俄国保护）的建筑。
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不是修复，是羞辱。
9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激进团体“自由格鲁吉亚”炸毁了正在修复中的纪念碑。
标语写着：“我们不需要用卢布包裹的枷锁。”
莫斯科的反应是：暂停所有投资项目，派遣内务部部队进驻。
经济合作彻底破产，只剩下枪口对枪口。
90年底，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提交了绝密报告：《九黎模式与苏联实践对比分析》。
报告结论：“九黎模式的核心优势不在于具体手段，而在于其完整的体系支撑。”
“有硬通货支付能力，有适配发展中地区的技术储备，有灵活的非官方外交渠道，最重要的是，没有历史包袱。”
“苏联试图模仿的只是表面动作，却用自己僵化的体制，疲软的经济，官僚化的思维来执行，结果必然南辕北辙。”
“更危险的是，九黎模式在阿富汗的成功，部分建立在与苏联失败的对比之上。”
“当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