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车去外面转上一圈，回来时就有了黄豆，神不知鬼不觉最为安全。
没想到才到后边拍了几下门，这位轧钢厂的保卫科长就找茬来了。
那个赵启东气势汹汹冲出房门，一眼看到计九方，身形猛地停住！
“是你啊，小计大夫！我以为是哪个呢！没事，你继续！”
计九方愣住了，没想到这赵科长见到他会是这么个反应！
这下子反而把他搞不会了！
人家都退了，他好像没有了挑衅的机会！
钱洋打开门，睡眼惺忪，看见是计九方，转身就进去了。
见那赵科长识趣，计九方也懒得理他，进了钱洋家把门带上。
“学生都上学去了，你还在睡，该起床了！”
“好困，昨晚我去了东直门黑市，没找着那些人，你有没有出去找？”
“我找到了，人家答应卖些，不过他们现在不方便运，你开台卡车出来，我去把货给你拉回来！”
“真的！这么快就找着了！还是你厉害！”
钱洋睡意全无，立马支楞起来。
“车能不能弄到吧，能弄到就有货，弄不到就没货！”
“能！你什么时候要，只是车子不能在外面过夜！”
“不用过夜，我今天去医院，下午三点左右你把车子开到医院门口来，我去拉货，大约要三四个小时，老规矩你应该懂的！”
“没问题，下午我来找你！多少钱一斤？能买多少？”
“粮站1毛6一斤，黑市最高卖到3块，也有卖一二块的，我跟他们说是部队上要的，一次把他们的货全出了，他们开价1块2一斤，我给你讲到8毛！”
“我操！你能讲下来这么多？”
“人家这是想尽快把货出了，这么多货风险可不少，没有风险就是小赚些也是值得的。”
“一车能装好几吨吧！我去拿5千块来，好在上次卖药材有些收入，要不然我估计他们还真不好拿出这么多钱来！”
“反正最终会报销到上面去，你们怕啥！”
俩人约好之后，计九方来到人民医院。
彼得罗维奇见到他，脸上露出了笑容：“计，你来啦！”
这个来自苏联的神经内科顶尖专家已经把计九方视为了真正的学生，这一个来月没见他来医院，还以为他出事了。
他还专门找了医院院长询问计九方没来医院的原因，得知他只是出差时才放下心来。
计九方心里一暖，这位苏联专家，是个纯粹的人，什么心思都写在脸上，不会跟人耍弯弯绕！
他喜欢和这种人打交道，不用刻意做作，也不需要时刻防备。
看着这个令人尊敬的苏联专家，计九方却知道，大多数援华的专家，回国之后的处境堪忧！
在赫鲁晓夫时期（1960-1964），虽然中苏关系恶化，但赫鲁晓夫总体上并未对这批专家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算。
他们主要面临的是“工作调整”和“不被信任”。
他们可能会被调离关键岗位，或是在晋升、科研资源分配上受到冷遇。
因为他们曾帮助一个“背离马列主义”的“分裂主义国家”，这是当时苏联对中国的指责，其政治可靠性自然会受到怀疑。
而在1964年之后进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直至边界冲突，情况变得更加严峻。
对这批专家的审查和怀疑也随之加深。
受到严重冲击的群体是曾在中国保密部门工作的专家，他们在华期间接触了中国的大量国情、军事部署和核心工业情况。
回国后，他们反而会成为重点审查对象，因为他们有“泄密”的潜在风险，或者被怀疑可能被中国“策反”。
很多人会被调离岗位，甚至被投入监狱。
有些专家在与中国人民的接触中建立了深厚友谊。
他们回国后如果公开表达对中国的怀念或对苏联政策的质疑，很容易被扣上“亲华分子”或“政治立场不坚定”的帽子，从而受到迫害。
而绝大多数援华的专家受到冷遇和边缘化，他们满怀国际主义热情来华援助，最终却因国家交恶而里外不是人。
他们可能被从重要的科研或管理岗位，调到无关紧要的闲职，申请科研项目、发表论文会变得困难。
还有可能会受到克格勃的暗中监视，同事和朋友也因为怕受牵连而与他们保持距离。
他们的专业知识因为与“中国”这个敏感词挂钩而贬值。
只有那些及时“划清界限”者才能得到保全，有些人回国后，积极批判中国，与自己在华的经历和中国的同事“划清界限”，表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从而得以保全自己。
以彼得罗维奇的性格，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