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一味强调臣之忠，亦责君以仁。如今朝廷困守，正需集思广益、纠偏补阙。此子能指出‘赏罚不明可使志士寒心’，岂非金石之言？

    若因直言而黜落，岂非自堵言路，寒了天下敢言之士的心？”

    双方引经据典，争执不下。

    支持者认为该生深得孟子精髓，有骨鲠之气，是乱世所需的诤臣胚子；

    反对者则认为其言辞过激，有损君威，且可能隐含对当下朝局的不满，心术可疑。

    朱天麟沉吟良久，最终裁定：

    “此卷立意，确在孟子藩篱之内。其言虽直，其心可察。

    眼下非承平之时，需非常之器。留待与其实务策论一并考量，若实务亦有可取，则此等敢言之气，或为朝廷所需。”

    既未直接黜落，也未轻易拔高，留下了转圜余地。

    一份试卷在回答第二题时，提出了一个颇为尖锐的观点：

    “……今日言‘保民’，非独保已治之民，尤须保沦陷之民、离散之民、乃至剃发易服而心向华夏之民。

    清虏以屠刀剃发，是变民之形；我大明当以仁政礼义，是复民之心。

    ‘用夏变夷’，变在人心向背。故军事抗清之外，当亟遣忠义之士，潜入江北，传檄文、播仁政、联义民，使沦陷之民知王师不忘，使被迫剃发者心存汉帜。

    如此，‘保民’之域方广，‘攘夷’之力方厚。”

    “此论……是否太过想当然？”

    一位出身江南的考官皱眉。

    “沦陷区腥风血雨，遣人潜入，九死一生，成效几何？且言及‘剃发者心存汉帜’，岂非暗示可容纳已剃发者？

    这与‘不改衣冠，不与虏共天地’之志，是否相悖？”

    另一位考官则激赏：

    “不然！此子目光如炬！抗清非仅疆场之事，更是人心之争。

    清虏残暴，民心岂能尽服？暗中联络，播撒火种，正合‘攻心为上’之古训！

    至于剃发者……唉，苟全性命于乱世，岂尽是其罪？若能心存故国，暗助王师，岂非大善？此论务实而长远，非腐儒所能见！”

    争论的焦点，在于对“民心”的定义和争取手段的理解。

    保守者认为当坚守华夷大防的纯粹性，激进者则认为需以更灵活、务实的手段争取最广泛的支持。

    这背后，其实是对抗清战略根本路径的潜在分歧。

    诸如此类争论答卷极多，负责阅卷的一众官员只觉头大如斗。

    朱天麟再次陷入沉思。

    这份试卷的观点，与皇帝近来强调的“争取人心”、“瓦解敌后”的思路隐隐相合，但也确实触碰了某些士大夫心中关于“气节”的敏感神经。

    “将此卷与方才那‘敢言’之卷，并标记‘特议’。”

    朱天麟吩咐道。

    “其经义之论，虽异于常调，然皆本于经典，发自肺腑，且紧扣时艰。

    待所有实务策论评毕，综合其全卷见识心志，再行最终定夺。

    陛下开此恩科，本意就在破格求才。或许，这些‘争议’之才，正是朝廷破局所需的‘异数’。”

    经此争议，考官们也意识到，这次恩科选拔的，恐怕不仅仅是擅长实务的干才，更可能包括一批思想活跃、敢于突破成见、甚至带有“异端”色彩的士人。

    能否接纳、如何使用这些人，不仅关乎这次科举的成败，更可能影响着南明这个政权未来的精神气质与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