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刚刚经历一轮政治清洗的背景下，过程相对顺利。

    大量此前被豪强隐匿的田土被重新登记入册，许多“投献”于权势门下以逃避赋役的自耕农，也被甄别出来，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

    桂林周边的田赋账簿上，数字开始显着增长。

    然而，随着清丈工作向更偏远的州县推进，更深层次、更顽固的阻力开始浮现。

    陈邦傅虽死，但广西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并未彻底根除。

    一些地方士绅地主改变了硬抗的策略，对清丈使队伍极尽“热情”。

    他们设宴款待，赠送“程仪”，甚至试图以美色、古玩进行贿赂，企图让清丈使“高抬贵手”，在丈量时放宽尺寸，或在登记时降低田亩等级。

    士绅地主们拿出早已模糊不清的旧地契、错综复杂的家族分家文书、甚至是前朝历代的地权纠纷，与清丈人员纠缠不休。

    他们雇佣讼师，引经据典，试图在法理和程序上拖延时间，增加清丈的成本和难度。

    一些胥吏本身就和本地豪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在制作鱼鳞册时做手脚，将上田记为中田，或者将分散的田块故意登记混乱，为日后再次隐匿留下空间。

    在宗族势力强大的乡村，族长、耆老会出面，以“保护乡梓”为名，联合起来抵制清丈。

    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声称清丈是为了加税，最终负担还是会落到普通百姓头上，从而引发小规模的聚众抗议或消极不配合。

    一些掌握话语权的乡绅开始在士林中散布流言，诋毁清丈推行。

    他们攻击严起恒等主持官员是“聚敛之臣”，说朝廷“与民争利”，违背了“仁政”的传统。

    这些言论甚至传到朝中，使得一些较为保守的官员对清丈政策产生疑虑，在朝堂上提出“莫扰民”的谏言，给朱由榔和严起恒带来政治压力。

    且广西“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形破碎，许多田地位于山区、丘陵，测量起来异常困难，进度缓慢。

    一时间，田亩清丈的推行再次遇到阻碍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