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榔心中轻叹一声，每一次的制度改革，尤其是改变这种已经深入人心两百余年的以文御武格局，更是激起朝堂一片反对。
明朝“以文驭武”格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明初太祖朱元璋出于巩固皇权的顶层设计，与后世皇帝、文官集团为应对具体危机而不断强化的结果。
大明开国过程中，深刻反思了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武夫乱政的教训。
为防止武将威胁皇权，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安排。
废黜丞相，权分六部。
此举不仅削弱了文官首领，也使得任何官员包括武将都无法获得足以挑战皇权的总揽性权力。
确立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制衡的机制。
五军都督府有统兵权，但无调兵权。负责军队的管理、训练和军官的世袭。
兵部有调兵权，但无统兵权。负责军官的选授、升迁、赏罚以及军令的发布。
而皇帝是连接这两个系统的唯一枢纽。
任何军事行动，必须由皇帝下旨，兵部奉旨调兵，五军都督府出将统兵。
这从制度源头就防止了武将独自掌握完整的军权。
此外明太祖大行分封，皇子守边，将最能征善战的儿子们如燕王朱棣、宁王朱权等封到边境，赋予兵权，用以制衡和监视蓝玉等开国功臣武将集团。
此时格局是皇权绝对主导，文武并重，相互制衡，但武将地位仍高。
而靖难之役是“以文驭武”格局形成的关键转折点。
朱棣正式设立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和顾问班子。
虽然起初品级不高，但文官从此获得了参与核心机务、影响皇帝决策的固定渠道，政治影响力开始稳步提升。
此时格局是武将集团式微，文官集团通过内阁制度开始进入权力核心。
到了仁宗、宣宗时期，巡抚制度常态化，和宦官监军制度化，这两个关键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以文驭武”的格局基本定型。
后来的土木之变与嘉靖倭乱两次重大危机，给文官彻底压倒武将送上了最后一程。
土木之变，勋贵武臣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于谦等文官主导了北京保卫战，挽救了明朝，文官集团的威望和权力达到空前高度。
此后，京营的指挥权也很大程度上落入文官手中。
嘉靖朝沿海倭寇肆虐，本地卫所武将无力平定。
朝廷不得不派遣高级文官如胡宗宪出任总督，跨区域统辖数省兵马，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均在其节制下。
这确立了 “文官总督，武将总兵。” 的战时指挥模式，成为后世定例。
最终，文官不仅掌握了话语权、决策参与权，更直接掌握了军事指挥权。
这套体系在维护中央集权和防止武将叛乱上是成功的，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
指挥效率低下，将兵不相习，严重挫伤了武将的积极性和职业荣誉感，为明朝中后期军事积弱埋下了伏笔。
而朱由榔想要逆转的，正是这套运行了二百年的、已然僵化的核心政治规则。
在南明乱世这一时代，朱由榔此举是 “利远大于弊”的战略抉择，但执行过程将如履薄冰。
朱由榔心中长叹一声，先不说正式确立这项制度之后，具体执行和运行过程中会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单单是眼前，这一制度刚刚提出，便遭到朝堂至少三分之一官员反对。
目光扫过大殿内所有官员，朱由榔心中明白，那些躬身垂首的高官，六部堂官，甚至内阁之中，定然也有人不愿这项制度形成。
但他必须这么做，哪怕强行推行这一制度，毕竟按照原有的历史轨迹，十六年后原身逃到缅甸，最终被吴三桂要回昆明勒死。
而要想避免这一结果，必须改变原有的历史轨迹，否则，自己的生命现在就要开始倒计时。
穿越到现在，自己的心态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刚开始只是想好好活下去。
眼见希望就在眼前，他还想拼一把，收复大好河山，
满清误我华夏三百年，绝不能让江山落到建奴手中。
改制必然触犯各方利益，也必然会有人反对，但此事正是携大胜之威推行这一制度之时。
毕竟如今朝廷的所有兵马都是自己内帑养着。
将士忠于自己这个皇帝。
现在开始改革阻力已经是最小，若不抓住时机，待未来底盘越来越多，手底下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再想改制，恐怕是难上加难。
想到此处，朱由榔豁然起身，肃然开口。
“众卿所言，朕已悉知。”
“萨尔浒之败、辽沈之失、襄阳之陷，皆在眼前。血的教训告诉朕，墨守成规，唯有亡国！”
他向前迈出一步，身形在御座前显得异常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