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放下军报，斟酌着词语，
“刘太保（刘福通曾官至宋政权太保）此番……确是冒进了。
然其毕竟是我红巾军北系支柱，多年来在北方牵制元军主力，使我等于江南得以从容发展。
如今危在旦夕，若见死不救，于天下义士心中，只怕……”
“只怕什么？”
朱元璋猛地转过身，目光锐利如刀，盯着李善长，
“只怕咱朱元璋忘恩负义，不顾大义？
还是怕寒了那些还念着龙凤年号的老部下的心？”
他烦躁地在书房内踱步，脚下的靴子踩在青砖上，发出沉重的声响。
“咱何尝不知刘福通有功于反元大业？
可他那是有勇无谋！空有热血，不识时务！
如今元廷虽乱，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那王保保继承察罕部众，兵精将猛，岂是易与之辈？
他刘福通不思保存实力，稳固根基，一味猛冲猛打，如今陷入绝境，却要咱去填这个无底洞！
如今陈善对东南虎视眈眈，我若北上，他必取东南。。”
朱元璋的愤怒并非全无道理。
他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真言多年，默默积蓄力量，直到先后吞并陈友谅（虽被陈善逃脱并延续）、
张士诚大部，才真正崭露头角，成为天下举足轻重的势力。
他享受了这策略带来的巨大好处——避免了过早成为元廷的首要目标，得以在夹缝中壮大。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他朱元璋，至今在名义上，还是“宋”（韩林儿政权）朝的吴国公，用的是韩林儿的“龙凤”年号。
大义的名分，曾经是他的护身符，如今却成了束缚手脚的枷锁。
刘伯温一直沉默不语，只是轻轻捋着长须，眼神深邃，似乎在权衡着利弊得失。
朱元璋停下脚步，看向刘伯温，语气稍微缓和了些：
“伯温先生，你怎么看？”
刘伯微微躬身，缓缓道：
“国公之忧，在于名实不符，在于救与不救，两难之间。”
他一语中的，点破了朱元璋内心最深的纠结。
“救，”
刘伯温继续道，
“则需倾我精锐，北上千里，与元军主力硬撼。
且不说胜负难料，即便侥幸救出韩林儿、刘福通，请问国公，如何安置他们？
迎回应天，奉为主上？
那国公这些年辛苦打下的基业，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届时，政令谁出？
军权谁属？韩林儿虽庸碌，刘福通却非甘居人下之辈。
此乃请神容易送神难。
况且，陈善的伪明，一定会趁我军北上，做些动作！”
“不救，”
刘伯温话锋一转，
“则大义有亏。
天下人皆知国公乃红巾一脉，奉龙凤正朔。
主上危难，坐视不理，必遭物议。
军中那些早年跟随国公、心念红巾旧谊的将领，如郭天叙旧部等，又会如何想？
内部恐生裂隙。
而那陈善，如今改国号为‘大明’，俨然以新朝自居，
他若借此机会，高举救援红巾正统的旗帜，在舆论上抢占高地，对我更为不利。
当然他若补救也是有借口的，毕竟他所属北方红巾！
他可以不救，但我们却无法不救！”
朱元璋的脸色更加难看。
刘伯温的分析，句句戳中了他的痛处。
他尤其在意那个“陈善”。
这小子，不仅抢了他心心念念的“大明”国号，其行事风格更是凌厉诡谲，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自己还在为红巾军内部的名分问题头疼不已，那小子倒好，直接把陈汉的招牌砸了。
另起炉灶，看似数典忘祖，却偏偏凭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新政和强悍军力，稳住了局面，甚至开始四面扩张。
这种挣脱束缚的魄力，让朱元璋在愤怒之余，竟隐隐有一丝……羡慕？
“陈善……”
朱元璋咀嚼着这个名字，语气复杂，“他如今在做什么？”
李善长连忙回道：
“据探子报，陈善已命其东方、南方两大野战军，八个军的兵力，全力进攻福建陈友定和广东何真。
看样子，是铁了心要打通出海口，将湖南、江西、两广连成一片。”
“看看！”
朱元璋又是一阵心烦意乱，
“人家可没工夫理会什么小明王、刘太保！
他爹陈友谅杀了徐寿辉，他继承的是‘天完’、‘陈汉’的法统，跟韩林儿那一系本就若即若离。
他现在自立‘大明’，更是彻底撇清了关系。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