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一片土地需要勇气和钢铁，但统治它，需要的是智慧、耐心，以及必要时，毫不留情的铁腕。”亚历山德罗在内阁会议上，对环绕桌边的重臣们定下了基调。远征军的辉煌胜利值得庆祝，但主力部队长期驻守高原，耗费巨大，且容易成为反抗者袭击的靶子和民族情绪的焦点。
“命令德·博诺将军，”亚历山德罗指示陆军大臣卡多尔纳，“远征军主力部队，除留下必要的骨干军官团和象征性部队协助殖民政府建立秩序外，其余部队分批撤离回国。我们要让国内民众看到儿子们凯旋，也要让埃塞俄比亚人看到，战争已经结束，新的秩序即将到来——由文官和政府，而非仅仅是军队来主导。”
庞大的军事机器开始反向运转。一船船满载着晒得黝黑、带着高原风霜痕迹的士兵，从马萨瓦港启程返回意大利本土。他们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鲜花、掌声和媒体的聚光灯暂时掩盖了阿杜瓦的阴影。然而，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埃塞俄比亚各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东非总督，一位以精明强干和冷酷务实着称的前殖民事务部次官，在蒙巴萨的埃塞俄比亚总督府（暂时仍设于此，但已规划在亚的斯亚贝巴建立永久性总部）下达了一系列基于亚历山德罗“分而治之”核心原则的指令：“部落自治，分权制衡。”
面对埃塞俄比亚境内盘根错节、大小林立的部落和诸侯势力，强行推行直接统治无异于自找麻烦。总督府颁布了《埃塞俄比亚地区行政管理暂行条例》。条例承认各部落在一定区域内的“传统自治权”，允许他们保留部分习惯法，由本部落首领（经意大利殖民当局“认可”并授予委任状）管理内部日常事务。
但关键在于，这套制度被精心设计用来制造分裂和便于控制：
扶小抑大：政策明显向那些原本被绍阿王国（孟尼利克势力）压制的中小部落倾斜，给予他们更多的自治权限和贸易特权，鼓励他们与殖民政府合作。对于那些曾经强大的、可能与孟尼利克关系密切的大部落，则进行分割、削弱，或安排“忠诚”的小部落对其进行牵制。
经济杠杆：食盐、武器、钢铁制品、布匹等关键物资的贸易，由殖民政府垄断或严格监管。合作者获得配给，反抗者则面临封锁。
司法最终权：所有涉及意大利人或重大刑事案件，均由殖民法庭审理，土着法庭无权过问。殖民政府保留随时干预任何部落内部事务、撤销自治权的“最高权力”。
与此同时，对于任何敢于公开挑战新秩序的反抗，总督府授权留守的殖民部队和迅速组建的、由“合作”部落成员组成的“殖民地保安团”，采取最迅速、最残酷的镇压。
“以血立威。”一队来自提格雷地区的前孟尼利克精锐士兵，袭击了一支意大利勘测队。殖民军队闻讯而至，没有谈判，没有警告。在野战炮和机枪的掩护下，他们包围了反抗者藏身的村庄，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了这支部队，并将村庄夷为平地，所有成年男性要么战死，要么被就地处决，妇孺被强制迁移。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高原，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反抗，意味着彻底的毁灭。
类似的铁血场景在几周内于不同地区多次上演。高压之下，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抗迅速被压制下去，局势在血腥中趋于一种紧绷而脆弱的“稳定”。
就在总督府忙于在埃塞俄比亚高原推行“自治”与“铁腕”并行的政策时，来自肯尼亚的加密商业报告，则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维克多利亚湖（即现代“维多利亚湖”）沿岸的金矿，在经过十数年的大规模投入和机械化开采后，终于进入了惊人的高产期。报告用激动人心的数字描述着：月均黄金产量稳定在惊人的数额，源源不断的金锭被铸造成标准样式，由武装严密的专列运往蒙巴萨港，然后装船穿越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注入罗马的意大利中央银行金库。
这流淌着的“太阳血脉”，成为了支撑意大利王国金融体系的强心剂。里拉的金本位更加稳固，国际信誉攀升，国库也因巨大的矿业收益和相关的贸易税收而变得前所未有的充盈。亚历山德罗和财政大臣巴尔迪可以更加从容地推行各项国内建设和军事改革计划，甚至有能力考虑减税以安抚民心。
以金矿为中心，一片片荒原被迅速改变。内罗毕，这个几年前还只是铁路线上一个小补给站的地方，如今已膨胀为一个喧嚣的殖民城市。银行、旅馆、商店、警察局、甚至歌剧院拔地而起。铁路线如同钢铁触手，从蒙巴萨港口延伸出来，穿过内罗毕，正坚定不移地向更西部的乌干达和北方埃塞俄比亚方向推进。公路网也在不断扩展，将内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