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可能从法国人那里获得先进武器。贸然开战，我军极有可能陷入苦战，甚至…重蹈某些国家在类似地区的覆辙。”（他隐晦地提到了英国在阿富汗的挫折）

    亚历山德罗最后总结，抛出了自己的策略：“陛下，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策略需要更加智慧和耐心。我提议采取‘缓进策略’：继续通过科斯塔集团等商业渠道，加强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渗透，贷款给其贵族，换取矿产勘探和贸易特权；同时，可以谨慎地向其内部不同的诸侯出售武器，挑拨他们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使其内耗；派遣更多的探险队和地理学家，绘制更精确的地图。我们要像蛀虫一样，从内部慢慢削弱这棵大树，等待它自己露出破绽，或者等待国际形势出现对我们绝对有利的时机。届时，再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成果。”

    这番冷静甚至有些冷酷的现实主义分析，与国王充满浪漫色彩的军事冒险构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御前会议的气氛降至冰点。翁贝托一世脸上的兴奋逐渐消失，被失望和愠怒所取代。他意识到，他的雄心被内阁、被财政、被那些繁琐的现实考量所束缚。而这一切障碍的核心，似乎都指向那个深得议会支持、掌控国家机器近二十年、冷静得近乎冷酷的首相。

    会议不欢而散。国王没有明确接受亚历山德罗的方案，但也没有再强行推进自己的计划。然而，一道清晰的裂痕已经出现在年轻的国王与强大的首相之间。翁贝托一世越发感觉到自己“受制于人”，而亚历山德罗则更深刻地体会到“王权任性”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这已不再是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时代那种相对和谐默契的君臣关系。新王与旧相的理念差异与权力磨合，成为了意大利政坛一个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量。亚历山德罗知道，他未来的执政之路，除了要应对国内外的明枪暗箭，还需时刻小心来自王座之上的灼热目光和那柄可能不受控制的“君权之剑”。地中海的波涛之下，罗马的权力格局也在暗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