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两侧，矗立着外交部、陆军部、财政部等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宏伟建筑。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威慑力的，无疑是那座占据了整个街区西侧、融合了巴洛克与帕拉第奥风格的海军部大楼。
它那厚重的波特兰石墙面，在伦敦常年阴郁的天空下呈现出一种冷峻的灰白色，仿佛饱经风霜的战列舰外壳。
大楼顶部高耸的桅杆式旗杆上，飘扬着象征皇家海军最高指挥权的白船旗。
拱门入口处，站着身着传统水手服、手持步枪的海军卫兵，神情肃穆，目光警惕。
与仅一街之隔、氛围相对平和的唐宁街十号相比，这里的空气似乎都带着一股冰冷的、属于钢铁战舰的咸涩味道和火药的硝烟气息。
这里是皇家海军的大脑，是世界第一海上力量的心脏，数百年来，无数改变世界格局的命令从这里发出。
亚瑟与布里奇斯将军乘坐的黑色四轮马车，在海军部的拱门前缓缓停下。
车门打开，一位身着海军上校制服的副官早已在此等候，他将两人引入大楼内部。
走廊幽深宽阔，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倒映着两侧墙壁上悬挂的巨幅油画——特拉法加海战的壮烈、无敌舰队覆灭的辉煌、以及历代功勋卓着的海军将领的肖像。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混合着雪茄、旧纸张和抛光剂的味道。
身着各色海军制服、神情严肃的军官们步履匆匆，皮靴敲击地面的清脆声响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营造出一种高效、紧张而等级森严的氛围。
每一个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个机构悠久的传统、至高的权威和不容挑战的地位。
会谈被安排在位于大楼核心区域的海军委员会会议室。
这是一个装饰着深色橡木护墙板、悬挂着巨大水晶吊灯的庄严房间。
房间的中心，是一张巨大的、椭圆形的桃花心木会议桌，桌面光滑如镜，可以清晰地倒映出天花板上描绘着海神波塞冬的壁画。
桌子的尽头，悬挂着纳尔逊勋爵的巨幅肖像，这位帝国的海军灵魂仿佛仍在用他那独眼，冷峻地审视着每一个进入这间屋子的后来者。
当亚瑟和布里奇斯被引入时，英国海军部的核心决策层已经就座。
坐在主位上的，是第一海军大臣，通常由内阁成员担任，负责海军的政治和财政事务。
而在他身旁，更具实际军事权力的，则是第一海务大臣，皇家海军的最高职业军官。
此刻担任这一职务的，正是以锐意改革、力主技术革新而闻名的约翰·费舍尔爵士。
费舍尔身材不高，但精力充沛，目光锐利如鹰，下巴上留着修剪整齐的花白胡须，整个人散发出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
他的身边，坐着几位负责不同领域的海军上将，他们大多表情严肃，带着一种久经大洋风浪的职业军人特有的审慎、骄傲，还有一丝对殖民地同行的不易察觉的轻视。
寒暄极其简短，充满了克制。
第一海军大臣代表政府，公式化地对女王逝世表示哀悼，并象征性地提及澳大利亚在布尔战争中的宝贵贡献。
随后，他便将主导权交给了费舍尔爵士。
“殿下，将军，”费舍尔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带着久居高位者的权威感，他甚至没有起身，只是微微颔首示意，“我们仔细研究了贝尔福首相转达的，关于澳大利亚联邦希望在海军事务上拥有更大自主权的意愿。海军部理解并赞赏贵国为帝国防务贡献力量的热忱。但是，”
他的语气陡然变得强硬，“海洋是一个整体，海权也是一个整体，无法分割。皇家海军之所以能够维系这个庞大帝国的安全，正是依靠其全球部署、统一指挥的战略体系。数百年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任何形式的指挥权分裂，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是对帝国海上生命线的巨大威胁，是不可接受的。”
他直接而清晰地亮出了英方的核心底线，没有留下任何模糊空间。
他接着说道：
“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联邦正在自行建造一艘性能尚可的巡洋舰。这体现了贵国的工业进步。然而，海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仅仅拥有几艘舰船就能称之为海军。它需要统一的训练标准、通用的后勤保障、共享的情报网络以及最重要的——融入一个经过实战检验的指挥体系。因此，海军部的建议依然是，澳大利亚最明智、也最符合帝国整体利益的选择，是为皇家海军提供财政支持，或者出资购买由我们设计、建造，并最终纳入皇家海军统一指挥序列的舰船。当然，这些舰船可以优先部署在南太平洋地区，悬挂澳大利亚联邦的旗帜，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安排，指挥权必须归属海军部。”
他甚至暗示，如果澳大利亚愿意承担更多财政义务，海军部可以考虑将更先进的舰船派驻澳大利亚。
面对如此强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