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开始怀疑。那些曾经将积蓄投入联邦主权债券的市民，那些曾经为新兴企业的崛起而欢呼的民众，他们的心中，第一次，被种下了一颗名为恐惧的种子。

    这股恐慌的寒流，最终汇集成了几十份措辞急切的电报，从各个地区的皇家银行分行，雪片般地飞向了堪培拉，堆在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教授的办公桌上。

    深夜，马歇尔教授独自一人，站在办公室巨大的澳大利亚地图前。他手中拿着一把红色的别针。每收到一份确认破产的报告，他就在地图上，那个企业所在的位置，插上一枚。

    短短两个月，地图上已经布满了近二十个鲜红的、如同伤口般的标记。它们集中在新兴的铁路沿线和矿区周边，形成了一条触目惊心的死亡地带。

    这位一生都与冷静的数字和理性的模型打交道的经济学家，第一次，从这些冰冷的标记中，嗅到了一股浓烈的、属于阴谋和屠杀的血腥味。

    这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不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正常的市场淘汰，是随机的，是分散的。而眼前的这一切，呈现出一种清晰的、经过精心策划的、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性。

    这是一场战争。一场用账本和合同，代替了枪炮和刺刀的战争。

    马歇尔教授走到窗边，看着远处堪培拉宁静的夜空。他知道，他不能再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这些报告进行分析了。他必须亲自去那些战场上看一看。他要去解剖那些尸体，从它们的伤口中，找到那把看不见的、致命的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