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明远继续在书海中翻阅。
这一次，他拿起的是《贞观政要》。
这是一本记录唐太宗李世民治国理政经验的书，由吴兢编撰。书中记录了许多君臣之间的对话，展现了一个开明君主和贤明臣子的相处之道。
苏明远翻到论任贤一章，看到魏征的一段话：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这八个字，简单而深刻。
一个君主，如果只听一方的意见，就会被蒙蔽。只有兼听各方，才能明察秋毫。
但在现实中，有多少君主能做到？
赵顼算吗？
苏明远想了想，赵顼其实还算是个开明的君主。他既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也听取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意见。
但问题是，赵顼虽然兼听，却缺乏判断力。
他常常在不同的意见之间摇摆不定，今天支持这个，明天又支持那个。
这样的君主，虽然不算昏庸，但也谈不上英明。
苏明远继续往下读，看到另一段对话。
魏征对唐太宗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这也是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要让树长得高，就要让根扎得深。
要让水流得远，就要让源头活水。
治理国家也是如此。
要让国家长治久安，就要固本培元，而不是急功近利。
但王安石的新法，恰恰是急功近利的。
他想在短时间内，让国家富强起来，让财政充裕起来。
所以他推行的政策，都是立竿见影的——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
但这些政策，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固其根本，没有浚其泉源。
苏明远叹了口气，合上《贞观政要》。
他又拿起另一本书——《韩非子》。
韩非，法家的集大成者。
他的思想，和儒家截然不同。
儒家强调、，认为君主应该以德服人。
但韩非认为，人性本恶，不能指望人的道德自觉，必须用严刑峻法来约束。
苏明远翻到《五蠹》一篇，看到韩非对儒家的批评：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读书人用仁义道德来扰乱法律，侠客用武力来违犯禁令。
这两种人，都是国家的祸害。
所以，必须用法律来制约他们。
这个观点，很有争议。
但苏明远不得不承认，韩非说得有些道理。
在这个朝堂上，确实有很多读书人，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做着徇私枉法的事。
他们嘴上说的都是圣贤之言，但行为却卑劣无比。
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来约束，这些人就会肆无忌惮。
但问题是，法家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
韩非主张的是严刑峻法，但这样的统治，往往会导致暴政。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用法家思想治国，结果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就灭亡了。
因为法家只重法，不重人。
人民在严刑峻法的压迫下，最终会反抗。
所以，单纯的法治，也不行。
必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才能长久。
苏明远想着这些，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词——。
这个词，似乎不属于这个时代。
但它就这样自然地出现在他脑海中。
还有、、……
这些词，他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也许，又是那些模糊记忆的碎片。
他闭上眼睛，试图捕捉那些记忆。
但那些记忆就像烟雾，越抓越散。
他只能隐约感觉到，在那个遥远的世界，人们对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不是单纯的德治，也不是单纯的法治，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体系。
一种让人民参与治理的体系。
一种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体系。
但这种体系，在北宋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这个时代，是皇权至上的时代。
所有的权力，都来自皇帝。
所有的臣子，都只是皇帝的工具。
在这样的体系下，要实现真正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体系。
但这，更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等于是谋反。
苏明远睁开眼睛，苦笑了一下。
他在想什么呢？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监察使，连保护自己都很困难，还想着改变整个体系？
这太不自量力了。
他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能做的事吧——查办贪官，整顿吏治，保护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