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存的大顺军失魂落魄，一路向西奔逃，经永平、蓟州，仓皇退回北京城。
此时的北京，已非一月前的“大顺京师”，而是一座被恐惧瘟疫笼罩的死城。
败军入城，带来的不是安全感，而是更大的恐慌。
城中仅存的顺军兵卒，官员见主力溃散至此，皆知大势已去，最后的秩序也瞬间崩塌。
李自成曾试图在北京站稳脚跟，但山海关败得太快太惨，清吴联军尾随追击势头正盛。
更可怕的是，军中瘟疫因这次惨败，长途奔逃而加速蔓延，每日都有大量士卒倒毙。
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皆言北京绝不可守。
“陛下，金银虽重，焉有性命要紧？八旗铁骑转瞬即至，若被合围于城中，我等皆成瓮中之鳖矣！”牛金星涕泣劝谏。
李自成看着殿外惶惶不可终日的士兵，终于做出了决断。
他下令将无法带走的巨额金银财宝——那些曾经从京师拷掠而来，又一路拖累行军速度的财富——
全部熔铸成饼，藏于宫中和各衙署之内，或干脆弃之不顾，此刻逃命远比财货更重要。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初三， 在占据北京仅四十二天后，李自成在武英殿仓促举行仪式，宣布即皇帝位，国号大顺，年号永昌。
这更像是一个政治姿态，而非真正的登基。
翌日，六月初四， 大顺军便放火烧毁了。紫禁城部分宫殿武英殿、建极殿等和九门城楼。
而后挟持着所能带走的一切，再次弃城西逃，经保定方向奔山西而去。
尾随追击的多尔衮，几乎是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接收着这一切。
吴三桂的关宁军作为前锋，一路追杀，不断斩获顺军落后的散兵游勇，遗弃的辎重。
而真正的最大赢家，是稳坐中军步步为营的多尔衮，及其麾下的八旗劲旅。
“报！王爷，前方顺贼弃营而逃，遗下粮车百辆，白银无数！”
“报！王爷，我军兵不血刃，已收复蓟州！”
“报！王爷，李贼已焚宫室，弃北京西窜！”
一道道捷报传来，连久经战阵的多尔衮都感到一丝惊愕，他原本预计会遭遇顺军的激烈抵抗，甚至做好了围攻北京的准备。
却万万没想到，胜利来得如此轻易，如同探囊取物。
他骑在马上，对身旁的兄弟多铎、阿济格等旗主贝勒，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汉人谋臣感叹。
“李闯自毁长城，天助我也！真乃太祖、太宗皇帝在天之灵庇佑！ 此番入关竟顺利至此。”
洪承畴，这位深知明朝及流寇底细的前蓟辽总督，立刻进言：“摄政王殿下，李贼溃散，不足为虑。
当务之急，乃北京。彼焚宫室而遁，城中必人心惶惶，且瘟疫未消。
我军万不可急切全师入城，当先肃清残敌，扑灭余火，彻底清理宫禁街衢祛除疫气，方可迎驾入京定鼎中原。”
多尔衮深以为然，采纳了洪承畴之策。
他下令：“全军听令，于城外扎营，无令不得入城扰民。
着令蒙古八旗及汉军旗兵卒，先行入城，扑灭大火，清理废墟，搜剿顺贼残余，并将城中尸骸迅速移出深埋，以防疫病蔓延！”
这与顺军入京后，迅速堕落抢劫形成了鲜明对比。
清军展现出极强的纪律性和战略耐心，阿济格等猛将虽求战心切，但在多尔衮的严令下，也只得先执行清理任务。
同时，范文程等人则忙于草檄安民，宣布“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
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极力安抚惶惧的京师官民。
在彻底控制了局面，并将皇宫内外初步清理完毕后，代表大清皇帝顺治的多尔衮，才于六月初六，整肃仪仗，自朝阳门进入北京城。
他明令禁止八旗兵卒骚扰百姓，违令者斩，宣称此乃皇帝的谕旨。
随后，他入住武英殿，以摄政王的身份，代皇帝行事，以极高的规格迎接，并拜祭了崇祯皇帝的牌位。
他宣称大清皇帝，乃为明朝报君父之仇而来，巧妙地将大清打扮成明朝道统的继承者，乱世秩序的恢复者。
不仅如此，深谋远虑的多尔衮，其智囊团并不仅仅满足于，占据一座空城。
他旋即下令，从关外辽沈等地，大规模迁徙旗人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家眷入关。
填充北京及周边地区，实施“圈地”和“投充”，以京畿之地作为稳固统治的根本。
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八旗兵的后勤安置问题，更从根本上开始了，对华北地区的彻底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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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主的消息尚未传远，紫禁城的焦木残垣，仍散发着硝烟与血腥混合的气味。
多尔衮站在宫墙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