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战局就此陷入僵持，两军在小沛反复拉锯，你来我往，谁也没能占到决定性优势。
张远受刘辩文章启发，眼界豁然开朗——目光不必只死盯着军事上，真正的杀招，要落在旁人看不见的地方：舆论。
他定下两套策略，一面向下扎根百姓，一面向上直击世族。
对底层百姓，他用最直白的方式：编戏曲、写唱本、作顺口溜，把道理说得浅显明白：谁在安心耕种，谁在横征暴敛，谁在真正救民于水火。
这些东西一传十、十传百，街头巷尾、乡间村落，人人听得懂、传得开。
对把持话语权的世家大族，他则以经解经，要在他们最自负的经学领域，连根掀翻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
《破伪儒》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
张远开篇便直指董仲舒新儒学：“以阴阳灾异附会经义，以三纲五常禁锢人心。”
他直言，当朝奉为正统的学说，实为伪儒——是阉割孔孟真义、专为皇权与门第粉饰的工具，“名为尊儒，实以锢儒；名为崇圣，实以役民”。
他论述道：
孔孟之本，重在仁政民本、修身济世，从未用天道附会君权，更不曾以纲常枷锁束缚天下百姓；
而董仲舒所倡新儒，强行编造天人感应，妄言君权神授，将天道与皇权绑在一起，把儒学变成帝王驭民之术，又以三纲五常划定尊卑、固化阶级，让世家借儒名垄断权柄。
这般曲意逢迎、歪曲圣贤的学问，哪里有半分孔孟真儒的气象？
刘兰站在案边，看罢笑道：“先生这一笔下去，怕是要让天下儒生气得跳脚了。”
张远头也不抬，笔锋一转，引《礼记·礼运》箴言直叩人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诸位口口声声追慕三代之治，张口闭口便是‘公’与‘贤’，可如今世家凭门第高居上位，靠族望垄断仕途；
豪门子弟不通经书便能登堂入室，寒门之士苦读一生却报国无门。
百姓流离饿死沟壑，你们安坐高堂华屋，何曾有半分公心？又何曾行过半分选贤与能之事？”
他在《破伪儒》中写得明白：
世家死守的，不是孔孟之儒，而是门第之私；他们维护的，不是圣贤经典，而是既得利益。
我所破的从来不是儒，而是伪秩序。
文章一成，张远当即命二司同志扮作行商，分头潜入豫州、扬州、荆州各地，暗中散发册子。
读到这些文字的，多是出身寒门、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官府中抄录文案、长期受压的小吏，也有少数世家旁支中肯自省、敢思考的年轻子弟。
他们或聚于密室，或隐于书斋，压低声音争论不休：
“董仲舒之学，究竟是真儒，还是伪儒？”
“‘天下为公’，究竟只能写在纸上，还是该真正用于治世？”
“世家凭门第做官，难道不算违背‘选贤与能’的古训？”
没过几日，张远第二篇文章《新天下策》紧接着问世。
这一次他不再以抨击为锋，而是摆事实、明道理、讲初心。
文章写道：
今有人谤吾人民军为反贼，妄扣逆纲乱常之帽，实乃颠倒黑白。
吾辈起于民间，见生民流离失所，世家罔顾民生，庙堂昏聩无能，方举义旗。
所求者，非颠覆社稷，乃复三代之治，行大公之道。
吾辈所言大公，非一蹴而就，乃循天道，渐次而行。
初则减租减息，还田于民；中则兴农桑，办工坊，强我国力；
终则方可行大公之道——选贤与能，不问出身，唯德唯才；天下为公，不私一姓，唯民唯邦。
新制之中，无世卿世禄之弊，无门第贵贱之隔，世家子弟与黔首之民，同享选举之权，唯以贤能论高下、定取舍。
经济之道，贵在有度。吾辈所取，乃逾制之财、兼并之土；所护，乃百姓胼手胝足之所得、世家合规经营之产业。私有财产，非有不法，秋毫莫犯。盐铁山川，利在天下，当归公掌，以济万民——此乃公器公用，非与民争利。
思想之域，贵在多元。儒墨道法，百家争鸣；士农工商，百花齐放，。
社会之规，贵在平等。无贵贱之别，无尊卑之隔。人人皆有立身之权，皆有发展之利，唯守公序良俗，唯遵天下公理。
吾人民军，非反儒，乃反伪儒；
非反世家，乃反特权；
非反天下，乃欲救天下。
愿天下有识之士，辨清真伪，择善而从，共赴大道，同建新天下！
《新天下策》传播之快，更在《破伪儒》之上。
农户闻“还田于民”，眼中发亮；寒门士子见“选贤与能”，心潮澎湃；就连一些世家子弟，也悄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