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领事馆的气氛明显变得更加紧张，信使往来频繁。

    而在沙俄方面，格里高利上校回国后，立刻动用了家族在军中的关系，将他从“一位可信的、与奥斯曼和法国均有密切商业往来的东方商人”那里听到的“警告”，添油加醋地汇报了上去，重点强调了奥斯曼在法国帮助下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扩张计划，以及其可能对黑海制海权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数日之后，艾莉芙通过隐秘渠道传来消息：奥斯曼帝国海军大臣尼科洛斯已下令黑海舰队提高战备等级，增加了对黑海东部海岸线，特别是高加索方向的巡逻频次，并要求各港口加强对可疑船只的盘查。

    几乎同时，娜塔莉从圣彼得堡发来的密电也证实，沙俄海军部和陆军总部内部就是否需要加强黑海沿岸防御、以及是否应提前在波兰方向采取更果断行动以消除后顾之忧的问题，争论骤然激烈起来。主战派的嗓门明显提高了许多。

    沙俄与奥斯曼边境地区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在库班河下游一片因历史条约模糊而归属存疑的沼泽与草原交界地带，原本相安无事的奥斯曼边境哨所和沙俄哥萨克巡逻队，几乎同时接到了来自上级的、内容相似的命令：“提高警惕，严防对方小股部队越境侦察或挑衅。”

    双方士兵巡逻时相遇的眼神，不再有以往的漠然，而是充满了警惕、猜忌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或许是一群受惊的飞鸟，或许是一阵异常的尘土，都可能引发过度反应。

    唐天河在伊斯坦布尔的指挥所里，通过加密电报网络，冷静地接收着来自各方的信息碎片，如同一位棋手在复盘刚刚落下的一步险棋。

    “告诉我们在库班河地区的‘商队护卫’，”他对林海吩咐道，“保持最高警戒，但严禁任何主动挑衅行为。他们的任务是观察和记录，像影子一样，看清楚最先擦出火星的，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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