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太子申生率军拓土，绛邑的宫墙下传来捷报，连街边卖浆的小贩舀水时都忍不住高声喝彩；
鲁国新君初立，曲阜的百姓刚松下紧绷的神经，却不知乱臣的野心仍在暗处滋生。
这一年的戏码藏着伏笔：晋献公握着“强国老爹”的好牌，正用扩张夯实基业，却没防住枕边风已悄然起势；
季友抱着“救国忠臣”的剧本，在鲁国乱局初定后勉力支撑；
齐桓公早已坐稳“中原维稳大队长”的位置，走到哪儿都自带“霸主光环”；
西边的秦穆公和南边的楚成王，则像两个沉得住气的棋手，在棋盘边缘默默落子，积蓄力量。
这些故事有扬有抑、有明有暗，比市集说书人拍着醒木讲的段子更耐人寻味。
咱们先把镜头切到正处“开疆拓土黄金期”的晋国，这里没有宫斗终章的悲戚，反倒洋溢着强军的锐气。
这一年，晋献公魄力非凡，首次在晋国设立上下二军，自己亲率上军，将下军的指挥权交给太子申生——这份信任与托付，让朝野都看清了申生的储君分量。
申生也不负众望，与赵夙、毕万等得力将领搭档，率军一路西进，顺利攻灭了耿（今山西河津东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三个小国。
捷报传回绛邑，晋献公龙颜大悦，不仅为太子在曲沃营建新的城邑，还将耿地赐给赵夙，魏地封给毕万，这两人后来也成了晋国望族赵氏、魏氏的始祖。
不过此时的晋国朝堂，并非铁板一块。
宠妃骊姬早已开始为自己的儿子奚齐铺路，她虽不敢公然与战功赫赫的申生作对，却暗中联络梁五、东关五这两个善于钻营的大臣——这二人后来被国人称为“二五耦”，专以谗言为业。
骊姬让他们在晋献公面前旁敲侧击，说“曲沃乃晋国旧都，让太子驻守此处，形同分封，恐生异心”，又提议将重耳、夷吾两位公子分别派往蒲城和屈城，名义上是镇守边疆，实则是想将诸公子与都城权力中心隔离开来。
晋献公晚年本就多疑，被骊姬的枕边风吹得渐渐动摇，虽未立刻发难，却为日后的“骊姬之乱”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申生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但他性格沉稳，不愿因猜忌动摇国本，只得以更勤勉的态度处理军政事务，希望用忠诚打消父亲的疑虑。
晋国的扩张大戏刚唱完，鲁国的“乱后余波”就紧锣密鼓地接上了。
上一年（公元前662年），鲁庄公病逝，权臣庆父发动政变，指使刺客杀害了新君公子般，迫使辅政大臣季友逃往陈国，鲁国瞬间陷入混乱。
公元前661年，庆父为掩人耳目，暂时收敛锋芒，拥立鲁庄公的庶子公子启方继位，即鲁闵公
。这位新君年仅八岁，根本无力掌控朝政，庆父便以“叔父辅政”的名义把持大权，朝堂上下尽是他的亲信，连鲁庄公的遗孀哀姜都与他私通，成了他的帮凶。
季友在陈国得知鲁国新君即位的消息，既忧且急。
他知道庆父“一日不除，鲁难未已”，便暗中联络鲁国国内不满庆父专权的贵族，同时派使者星夜赶往齐国，向齐桓公求援。
齐桓公此时正以“中原霸主”自居，接到求援后立刻表态支持——对他而言，稳定鲁国不仅能彰显霸主权威，更能巩固齐国在东方的势力范围。
他当即派大夫仲孙湫出使鲁国，一方面观察局势，另一方面向庆父施压，警告他不得再轻举妄动。
庆父见齐国态度强硬，又忌惮国内的反对声音，暂时停止了夺权计划，鲁国总算获得了短暂的安宁，曲阜的百姓敢推开家门了，孩子们也能在巷口追着蝴蝶奔跑，只是这份安宁下的暗流，谁都能隐约感觉到。
这一年春秋舞台上最风光的，依旧是齐桓公姜小白。
他借着稳定鲁国内政的契机，再次强化了自己“中原秩序维护者”的形象。
不过此时北方的狄人已显露侵扰苗头，邢国使者多次派人向齐国通报边境险情，齐桓公便开始召集诸侯商议对策，为日后的“攘夷”行动做准备。
管仲在旁辅佐，进一步完善“尊王攘夷”的策略，他向齐桓公建议：“如今周天子权威虽弱，但仍是天下共主，咱们以‘尊王’为旗帜，诸侯自然信服；狄人、蛮人屡犯中原，咱们以‘攘夷’为己任，既能积德，又能扩势，此乃霸业长久之基。”
齐桓公深以为然，当即命人加强与各国诸侯的联络，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凝聚力量。
西边的秦穆公任好，这一年也迈出了扩张的第一步。
刚继位不久的他（公元前659年继位）锐气正盛，亲自率军征伐茅津一带的戎人，大获全胜，初步展现了秦国的军事实力。
与齐桓公的高调不同，秦穆公走的是“低调发育”的路线，他深知秦国东向有强大的晋国阻隔，难以直接进入中原，便将目光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