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道都确认了吗？”李星辰问，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确认了。”慕容雪回答，语速很快，“第一路，通过我们在上海、香港、澳门的地下交通站和同情我们的外国记者、商人，将部分经过处理的照片和摘要，设法送交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主要外国通讯社驻华机构，以及《大公报》、《申报》等有影响的国内报纸。
同时，利用我们控制的秘密电台，用明码和几种常用密码，向全国播发罪行摘要，特别是靠山屯惨案。”
“第二路，”阮红玉接口，她换上了一身利落的商贾打扮，眼中精光闪烁，“我亲自跑一趟天津和北平。我们在租界有几个可靠的关系，能接触到瑞士、瑞典等中立国的外交人员和红十字会代表。
可以把更详细、但不过分暴露我们情报来源的证据，通过他们递出去。红十字会那边，叶医生整理的医疗证据会很有说服力。”
“第三路，”金英子补充道，“通过我们在重庆、延安，以及海外爱国侨团的秘密联络点，将完整的证据副本送上去。特别是海外侨胞，他们可以利用侨报、同乡会等渠道，在国际上造势。”
“好。”李星辰点头，“记住几个原则：第一，证据要真，要硬，要能经得起最苛刻的质疑。第二，传播要有层次，先抛出最触目惊心的、容易理解的，比如靠山屯照片、活体实验描述，再逐步放出更专业的证据。
第三，保护好我们的情报来源和渠道，特别是内线和程清漪同志的身份，绝对不能被反向追踪。第四，”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凌厉，“要引导舆论，不仅揭露罪行，更要指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本质的必然体现，是对全人类的共同威胁。要把我们的抵抗，置于维护人类基本良知和战争法则的道义高地上！”
“明白！”三人齐声应道。
行动立刻展开。如同一场无声的、却比任何火炮都更猛烈的舆论风暴，悄然在敌后、在租界、在海外酝酿。
几天后，沪上租界一家咖啡馆的密室里，一位化名“史密斯”的美利坚记者，颤抖着手，翻看着手中一叠清晰得令人作呕的照片和翻译稿。
照片上是靠山屯村民皮肤溃烂、痛苦死去的惨状，是“毒牙”实验室里那些被捆绑在手术台上的、眼神绝望的“马路大”，是贴着“樱花”标签的毒气弹和培养皿中蠕动的菌落。
翻译稿上，详细记录了日军用活人测试毒气剂量、细菌感染效果，以及那份与德国法本公司合作备忘录的摘要。
“我的上帝……这简直是地狱……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合谋……”史密斯记者脸色发白，喃喃自语。
他是一名有良知的记者，早就对日军的暴行有所耳闻，但如此系统、如此确凿、如此突破人类想象底线的证据摆在面前，还是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愤怒。
他知道，如果这些照片和文件是真的，这将是足以引爆全球舆论的重磅炸弹。
几乎是同时，香港的一家英文报社主编，也收到了类似的神秘邮包。
锦州租界，瑞士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在阅读了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夏友人”转交的、附有叶小青医疗报告和程清漪技术分析的文件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然后快步走向了领事办公室。
海外，旧金山、纽约、伦敦的几家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和同情华夏抗战的进步刊物，也开始陆续收到来自“华夏抗日军民”的控诉材料和证据摘要。
起初，是零星的消息和小范围的讨论。
但随着更多细节的披露，特别是当《大公报》冒险刊发了部分靠山屯惨案的照片和幸存者口述，以及某外国通讯社发出了一篇题为《东方地狱：日军秘密生化武器工厂曝光》的简讯后，舆论的火山，终于喷发了！
首先是华夏的各大城市，尽管在日伪严密的新闻管制下，消息依然像野火一样蔓延。茶馆、酒肆、街头巷尾，人们压抑着声音，交换着听来的骇人传闻，眼中充满了愤怒和恐惧。
知识界、文化界人士愤而撰文，痛斥日军暴行。许多原本对战争持观望或悲观态度的人，也被这突破底线的罪恶所震惊，开始转变态度。
在国际上，影响更为剧烈。英美等国的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相关消息，配以那些经过挑选但仍极具冲击力的照片。
广播里，评论员用严厉的措辞谴责日军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的行为。
各国政府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做出表态。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对报道表示“严重关切”，要求日本政府做出解释。
英国外交部召见了日本驻英大使，提出了正式抗议。国际红十字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针对平民和非战斗人员使用生化武器的行为，并呼吁交战各方遵守《日内瓦议定书》。
苏联的《真理报》更是发表了措辞激烈的社论，将“毒牙”与纳粹集中营相提并论，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