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田无粮”，或“有粮无田”。富者阡陌相连而输税反轻，贫者地无立锥而庸调倍重。此非制度不善，实稽查不严，胥吏因缘为奸耳。请敕下户部，行“履亩清丈”之法于欺隐最甚之区，选刚正官督之，令田皆载册，粮皆归户。清其影射，则田赋可增而不加征于民；核其虚丁，则徭役可均而不偏累于户。 此《周礼》均人掌均地政之遗意，亦当今去弊之亟务也。”

    这段是最险的一笔。清丈田亩，是历朝难题，触动豪右，极易滋生大狱。他下笔时，心跳都重了几分。但他刻意将范围限定于“欺隐最甚之区”，将目的阐释为“使赋出于田，役出于丁”——这是在追求赋役公平，而非单纯增加税收。他试图将一场可能腥风血雨的政治较量，包装成一个技术性的财政校正。写至此处，他仿佛能感受到御座上那道目光的穿透力。

    写完这些，严恕感觉一下子轻松了下来，他继续写道：

    “二曰汰元省费，使禄足以养廉，用必归于实。 国家设官分职，原以为民。然员额渐冗，则俸给日耗；工程繁兴，则赀财虚糜。臣非谓边工可弛，乃谓其中可省者，当断在必省。如各监局之造作，非急用者可缓；如各处之贡采，非土宜者可罢。至于文武员弁，宜严考成之法，其老疾不任事、阘茸无绩效者，量行沙汰，毋使素餐。省一冗员，则岁省数十金之俸；罢一不急之务，则岁省数千缗之费。 所省之数，用于边，则士饱马腾；用于河，则堤固澜安。此“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实效也。

    三曰通商惠工，使货畅其流，民得尽其利。 生财之大道，在使民自为生。今商贾贸迁，往往困于关津之重征，沮于地方之留难。夫东南之丝帛，西北之皮毛，皆天地自然之利。宜申明旧章，蠲除苛细，使行旅愿出于其途。又如江西之瓷，闽浙之茶，官府采办，往往抑值侵牟，使匠户困顿。宜定公平值，及时给直，则工不惰，器不窳。藏富于民，何忧国用？ 此管子‘不夺民时，之智，取其意而行以宽仁，则上下交益。”

    思路至此，豁然开朗。前两条重在“节流”与“校正”，此条方是“开源”正途。他避开“重农抑商”的教条，直言“货畅其流，民得尽其利”。引用管仲这个名字在理学语境下有些敏感，但他强调“取其意而行以宽仁”，这就巧妙地将法家的手段，纳入了儒家“惠民”的框架。

    严恕芯子里的现代思想似乎在叫嚣着一个目前已经不怎么被学术界认可的命题“资本主义萌芽”。但无论如何，大齐的工商业是发达的，只要不是杀鸡取卵，而是因势利导，何愁国家不富？

    “虽然，行之则存乎人，要之则本乎上。 陛下果能持躬俭约，为天下先，则百司不敢侈靡；陛下果能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则群工不敢玩愒。然后清丈之令下而阻挠不行，汰省之议行而谤讟不起，通商之政布而中饱可绝。盖理财即理财之人，尤在理财之心。心正于上，法行于下，元气自充矣。

    臣孤陋愚昧，罔识忌讳，诚惶诚恐，惟陛下裁察。臣谨对。”

    最后，他将一切具体方略，归结于皇帝的“俭约”与“综核名实”。这是安全的落脚点，也是唯一的出路。所有的改革，若无最高权力意志的坚定支撑，终是空谈。

    写完“臣谨对”，严恕轻轻搁笔，如同卸下千钧重担。手指因长时间紧握而僵硬，但心中却有一片尘埃落定的平静。

    严恕将全文看完一遍，再恭恭敬敬用馆阁体重新誊写。殿试“以书取人”的倾向明显，他的馆阁体端正匀净、黑亮光洁，在数百份试卷中，一手好字能立即提升印象分。

    阳光刺眼，广场上墨香弥漫。严恕不知道这篇凝聚了他全部实务思考与文字心机的策论，最终会抵达何处。但他知道，他已将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对时务的观察、乃至那份在严苛家教下养成的诚恳的秉性，悉数呈于御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