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旧籍，企图低价收买，再转手“献”给官府以谋厚利。对此，诏书细则中早有防备：严禁奸人巧取豪夺、逼献他人之书，违者严惩；献书者需说明书籍来源（如家传、购买、受赠等），官府需初步核实。

    诏令下达月余后，各地开始陆续有献书者出现。初期多是些普通版本的四书五经、常见史籍，价值不大，但地方官府仍按例登记、给予小额赏钱（或布帛），并妥善包装，准备送往洛阳。这些早期响应者拿到了实实在在的赏赐，消息传开，打消了不少人的疑虑。

    真正引起朝廷重视的献书，在数月后才逐渐显现。蜀郡成都府，一位老秀才献上了其家族秘藏数代、据说源自诸葛武侯丞相府旧吏的几卷兵法和器械图谱（真伪待考），虽然残破，但内容奇特，格物院和兵部官员初步查验后认为有研究价值，立刻上报。永徽帝闻讯，特旨赏赐金百两，授其子国子监读书资格。此事经邸报传扬，轰动一时。

    淮南一位乡间塾师，献上了其曾祖（曾为徐庶幕僚）手抄并批注的几卷《战国策》和《鬼谷子》，批注中多有独到见解，涉及一些早已失传的纵横家言论片段，令翰林院的学者们如获至宝。

    北地边州一位退伍老卒，其祖上曾是前朝边将，献上数卷关于匈奴、鲜卑早期风俗、语言的残破笔记，虽文笔粗疏，却是珍贵的第一手民族史料，对鸿胪寺和北疆都护府了解草原历史颇有裨益。

    源源不断的书籍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洛阳。秘书省和翰林院专门腾出数个宽敞、干燥、防火的院落，作为临时收书、登记、勘验、抄录的场所。由国子监选拔的数百名书法精湛、学识扎实的监生和太学生，在此日夜不停地忙碌。他们两人或三人一组，一人小心翻阅原本，辨识文字（尤其是古字、异体字、残损处），一人用工整的馆阁体在特制的宣纸上誊抄，另一人则负责校对。室内光线明亮，静谧无声，只有纸页翻动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混合着淡淡的墨香与古籍特有的陈旧气息。对于特别珍贵或脆弱的卷轴，则由经验丰富的老匠人先进行简单的清洁、加固处理，再行抄录。

    抄录完成的副本，经过严格校对后，一部分送入兰台、秘书省书库分类收藏，另一部分则作为底本，由专门的刻书作坊雕版印刷少量复本，供翰林院研究或皇帝阅览。而那些历经沧桑的原本，在经过精心保护和记录后，大部分都依诺归还给了献书者，并附上盖有官府大印的“褒奖凭证”和抄录本的样本。少数因过于残破或献书者自愿留存的，则被特别珍藏。

    这场持续近两年的“永徽求书”，成果之丰硕，远超预期。不仅充实了国家藏书，更发现了大量散佚文献、珍稀版本、前朝档案、地方志乘、百家杂着、乃至医书、农书、匠作图谱。许多尘封的历史细节、湮没的学术观点、失传的技术记载，得以重见天日。这不仅为正在编修的《三祖圣政录》和《仲朝通鉴》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更在无形中极大促进了学术研究，刺激了民间藏书的热情和保护意识。

    晚年的永徽帝，在温泉宫休养时，偶尔会翻阅送来的新抄录本或内容摘要。当他看到某卷新发现的、关于世祖早年治淮水利的私人笔记时，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当他读到某篇前朝大儒关于吏治的迥异论述时，又会陷入长久的沉思。他知道，自己这道诏书所汇聚的，不仅仅是纸张和墨迹，更是这个庞大帝国百余年积淀下来的智慧与记忆，是照亮未来道路的又一盏明灯。文化传承的烛火，在他统治的尾声，被小心而有力地拨亮，其光芒，注定将长久映照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