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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峰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但眼神里，那份审视的意味，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专注的倾听。
等我说完，他缓缓地点了点头：“说得不错。有思考，有办法，不是纸上谈兵。”
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然后放了下来，整个人的姿态，似乎比刚才，要放松了一些。
“好，那我的第二个问题。”他的目光，再次变得锐利起来，“江远同志，你通过这次危机，看到了临川教育的问题。那么，我想问你，跳出教育这个圈子，放眼整个临川县，你认为，我们当前发展，最大的症结，或者说，最大的短板，是什么？”
这个问题一出，我感觉自己的后心，瞬间冒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教育局干部的职责范围。这是一个典型的“陷阱题”。说得浅了，显得格局不够；说得深了，又可能妄议大政，锋芒太露。
我的大脑，在零点几秒内，飞速地权衡利弊。最终，我选择了一条更稳妥，也更显智慧的路径。
“报告书记，我对全县的整体工作了解不深，不敢妄言。”我首先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姿态谦逊，“但结合我们教育局这次处理危机的过程，我确实有一个不成熟的体会。”
我看到张青峰的眼中闪过一丝兴趣，示意我继续。
“一开始，面对汹涌的舆情，我们内部很多同志的第一想法，是‘捂’和‘压’，觉得是家丑不可外扬，这是一种惯性思维。但后来事实证明，当我们放下身段，主动公开，坦诚面对的时候，反而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时间。”
“我就在想，”我斟酌着词句，用一种探讨的语气，缓缓说道，“这种‘怕出事、怕担责’的思维，是不是在我们其他一些领域也可能存在？我们有些同志，坐在办公室时间长了，看问题，就容易隔着一层玻璃。玻璃上落了灰尘，自己身在其中，可能看不见，但外面的人，却看得清清楚楚。”
“比如，我们天天都在讲招商引资，讲优化营商环境。但外来的客商，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感觉到，我们这层‘玻璃’的存在？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怕他们‘水土不服’，怕他们来‘添麻烦’，所以在服务上，就显得不够主动、不够靠前？我见识浅，只是从我们教育局这件事上，有了一点小小的联想，让您见笑了。”
我说完了。
我没有直接给出“干部作风”或“营商环境”这样刺眼的结论，而是通过一个亲身经历的案例，一个“玻璃与灰尘”的比喻，将问题委婉地抛了出来。
既回答了书记的提问，点到了问题的核心，又没有直接批评任何部门和同僚，显得谦虚而有思考，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
办公室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张青峰没有笑，也没有点头，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深邃的目光，仿佛要穿透我的皮囊，看到我的灵魂深处。
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被这沉默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缓缓地站起身，没有看我，而是走到了窗边，背对着我，看着窗外那片井然有序的大院。
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
“你说得对。”许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里听不出喜怒，“我们有些同志，坐办公室时间长了，看问题，是容易隔着一层玻璃。有灰尘，自己看不见，外面的人，却看得清清楚楚。”
他转过身，平静地看着我，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审视，而是一种复杂的、深沉的肯定。
“江远同志，你刚才说的这些，不是没人看到，是很少有人敢像你这样，当着我的面，把它说出来。哪怕，说得很委婉。”
他走回到办公桌后，坐下，拿起笔，在一张便签上写了几个字。
“你今天谈的这些想法，很深刻，也很有价值。”他将便签推到我面前，“这样吧，你能不能就刚才谈到的，如何‘擦亮玻璃’，也就是‘转变干部作风、优化营商环境’这个主题，抽时间写一份更详细、更有数据支撑的材料给我？”
“不要长，三千字以内。要问题，也要对策。一周之内，直接交给我。”
我看着那张便签，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汇报，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任务，一份来自县委书记的、真正的“考卷”。
“是！保证完成任务！”我站起身，郑重地回答。
“好，去吧。”张青峰挥了挥手，重新拿起了桌上的文件，仿佛刚才那场深刻的谈话，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躬身退出办公室，轻轻地带上门。门外，陈思宇正安静地站在原地。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探寻。
我走后，陈思宇敲门走进了办公室。
“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