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在他的大脑里安装了一个窃听器和一个电击项圈。窃听他的思想，一旦匹配“不孝”模式，就电击。
他还发现了“孝行指数”评分系统。程序会默默记录他的服从度、主动关爱行为、对父母观点的认同度等等，生成一个隐藏的分数。这个分数关联着父母的“安心积分”——他们可以在手机APP上查看一个大致的“家庭和谐度”评级，评级高，可能获得税收减免、信用积分提升等好处。艾登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上次他主动给下班的父亲拿拖鞋后，父亲心情那么好，还给他买了新游戏。那不是因为爱，是因为他赚了“积分”。
亲情成了一场隐形的、强制性的交易。他的“孝”，是父母的社会资本和实际利益。而他的痛苦，是维持这场交易正常运转的润滑剂。
最黑暗的发现，是一份被标记为“极端案例处理协议”的文件。里面提到，如果补丁监测到“持续、高强度、系统性的忤逆思维，且常规疼痛抑制失效”，可能会触发“二级干预协议”。协议细节被加密，但提到可能涉及“深层边缘系统调节”和“认知重构”。艾登不寒而栗。这意味着程序可能不止是惩罚，还能在必要时，更深入地“修改”他？
十五岁，青春期。即使有程序压制，身体的荷尔蒙和独立意识依然如暗流涌动。他对同班的女孩卡拉有好感，但父母认为“早恋影响学习”，明确禁止。仅仅是“想起卡拉时感到愉悦并同时想到父母禁令”这个复杂的思维组合，就频繁触发程序的警报。头痛成了日常。他开始服用止痛药，但那是针对外周神经的，对程序模拟的中枢性剧痛效果甚微。
他变得沉默，阴郁。只有在完全不想父母、不想家庭、沉浸于数学题或音乐时，才能获得短暂的安宁。父母察觉了他的变化，但归咎于“青春期叛逆”。他们加大了“关爱”力度——更频繁的询问，更细致的“建议”（实则是命令），更紧密的“家庭活动”。这就像把溺水的人更紧地按进水里。每一次被迫的亲子互动，对艾登而言都是刑讯。他脸上在微笑，脑子里拼命清除任何可能引发疼痛的杂念，精神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自我监控状态。
他试图和父母沟通，用一种极其迂回、小心的方式。“妈妈，有时候我头痛……是不是和我……呃，想事情有关？”
索菲亚脸色一变，随即温柔地笑：“傻孩子，想太多才会头痛。你要多想想爸爸妈妈对你的好，就不会乱想了。”
“爸爸，那个程序……它会不会……”
“那是为了保护你，艾登。”马克斯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没有它，你可能会走上歧路，伤害自己，也伤害我们。我们现在多幸福，多和谐，这都是科技的恩赐。你要感恩。”
沟通的大门关闭了。父母不仅是程序的受益者，也成了它最坚定的扞卫者。他们爱那个“乖巧顺从”的儿子，至于这个儿子是否在沉默中忍受痛苦，是否失去了自由思考的能力，他们不关心，或者无法理解。
艾登想到了利奥说过的“自然生育”家庭。他问利奥，如果程序可以摘除，去哪里做。利奥脸色发白：“我听说……是违法的。而且，信实生物有后门，一旦检测到非法摘除尝试，可能会触发更狠的东西……甚至有传言，会直接导致脑死亡，对外宣称是‘突发性基因排异’。”
希望破灭。艾登觉得自己困在了一个完美的牢笼里。牢笼是他的大脑，狱卒是一段代码，而他的父母，是心满意足地隔着栏杆观赏“和谐表演”的观众。
转机出现在他十七岁生日后。祖母从旧金山来访。祖母是母亲索菲亚的母亲，在“家庭价值复兴法案”和孝行补丁强制化之前就移民海外，对这套东西深恶痛绝。她看出了艾登眼底的死寂和偶尔控制不住的、因突然头痛而产生的面部抽搐。
一天下午，父母不在，祖母拉着艾登的手，直直地看着他：“孩子，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你眼睛里……没有光。”
在祖母慈祥而坚定的目光下，在远离父母带来的、程序监控似乎稍有松懈的环境里（也许程序能识别“直接监管者”是否在场），艾登崩溃了。他断断续续，语无伦次地描述了这些年的痛苦，那如影随形的思想审查和剧痛惩罚。
祖母老泪纵横，紧紧抱住他：“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这邪恶的东西……他们这是把你的灵魂阉割了！”
祖母告诉他，在海外，在信实生物势力不及的地方，有一个地下网络，由一些被流放或逃离的神经科学家、伦理学家和黑客组成，他们被称为“普罗米修斯”。他们专门研究如何安全地关闭或移除信实生物的各种“行为优化”程序，包括孝行补丁。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