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孟阳无论到哪里，都专门沉迷于游玩宴饮，随从仆人有三百人，还大量接受贿赂。宪宗听说后，四月十二日，任命潘孟阳为大理卿，罢免他的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职务。
四月十四日，朝廷举行制举考试（选拔特殊人才的考试），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邽人白居易、前进士萧俛、沈传师等人脱颖而出。独孤郁是独孤及的儿子，萧俛是萧华的孙子，沈传师是沈既济的儿子。
杜佑请求辞去财政赋税相关的职务，同时举荐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代替自己。四月十五日，加授杜佑为司徒，罢免他的盐铁转运使职务，任命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从刘晏之后，担任财政赋税职务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李巽掌管财政一年，征收的赋税收入，和刘晏时期差不多；第二年就超过了刘晏；第三年又增加了一百八十万缗（古代货币单位）。
四月十六日，加授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澭为保义军节度使。
四月二十九日，任命元稹为右拾遗，独孤郁为左拾遗，白居易为盩厔尉、集贤校理，萧俛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元稹上疏谈论谏官的职责，认为：“过去太宗皇帝任命王珪、魏征为谏官，无论游玩宴饮还是睡觉吃饭，谏官都不离左右；又命令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商议重大政务时，一定要派遣一名谏官跟随，来参与评判得失，所以天下治理得非常好。现在的谏官，地位高的不能被皇帝召见，地位中等的不能参与朝政，只是在朝廷排班列队，上朝拜见而已。近年来，正殿不再让官员上奏议事，百官也停止了轮流上奏答对，谏官能够履行职责的，只有在皇帝的诏令有不妥当时，呈上密封的奏章罢了。君臣之间，在事情还没有显露迹象时进行委婉劝说，在谋划时做到极为周密，尚且不能改变皇帝的心意，更何况是已经颁布的诏令、已经任命的官员，想要用短短一纸奏章收回皇帝的命令，确实是很难的。希望陛下时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答对，让他们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来，怎么能把他们放在谏官的位置上，却又轻视疏远他们呢！”不久，元稹又上疏，认为：“天下安定或动乱的开端，一定有征兆。开放直言进谏的渠道，广泛听取意见，是安定的征兆；喜好阿谀奉承，被身边的人蒙蔽，是动乱的征兆。自古以来，君主即位之初，一定有敢于直言的人。如果君主接受他们的意见并奖赏他们，那么君子就会乐于践行正道，争相忠诚正直；小人也会贪图奖赏，不再做奸邪之事。这样一来，君臣之间的心意相通，偏远地方的民情也能上达，想要天下不安定都难！如果君主拒绝他们的意见并治罪，那么君子就会闭口不言、藏起才能以保全自身，小人就会迎合君主的心意来窃取职位。这样一来，即使是十步之内的事情，都能被欺骗，想要天下不动乱都难！过去太宗皇帝刚即位时，孙伏伽因为一件小事进谏，太宗很高兴，重重奖赏了他。所以在那个时候，上奏言事的人只担心自己的意见不够深刻，从不担心触犯忌讳。太宗难道喜欢违背自己的心意，厌恶顺从自己的欲望吗？实在是因为顺从欲望的快乐是渺小的，而危亡的祸患是巨大的。陛下即位到现在，已经一年了，还没有听说有谁得到过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们这些人身处谏官的职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被召见的机会；每次上朝排班，都屏住呼吸、鞠躬行礼，不敢抬头看陛下，又怎么有时间议论朝政得失、提出可行或不可行的建议呢！供奉官（近臣）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疏远的臣子呢！这大概是群臣因循守旧、不敢作为的罪过啊。”于是，元稹逐条上奏，请求让百官轮流答对、恢复正殿上奏议事、禁止不合时宜的贡献等十件事。
元稹又因为贞元年间王伾、王叔文凭借小技讨好东宫（太子住所），在永贞年间几乎扰乱天下，上书劝说宪宗早日挑选品行端正的人，让他们辅导各位皇子，认为：“太宗皇帝自己还是藩王时，就和十八位有文学修养、品行高洁的人交往。后代的太子、诸王，虽然也有属官，但这些属官日益被疏远、轻视，至于太子师傅这类官职，不是年老昏聩、身患残疾不能任职的人，就是退役的将军、不懂诗书的人担任。那些友谕、赞议之类的幕僚，更是闲散无用到了极点，士大夫都以担任这样的官职为耻辱。即使偶尔有年老的儒生担任这些职务，也是过了一个月、超了一段时间，才能见到太子、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