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宏在京城有几十处府邸，还放高利贷并立下契约：常把田宅、店铺写在契约上作为抵押，到期后，就赶走契约持有人，夺走他们的房产。京城及东部地区因此失去产业的百姓，不止一人。梁武帝后来得知此事，规定抵押契约到期后不得再驱赶夺取房产，这一弊端从此才停止。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昺，向来有风度和魄力，被梁武帝器重，军国大事都与他商议决定。梁武帝任命他为安右将军，监管扬州事务。萧昺认为自己越过亲属担任扬州要职，流泪恳切推辞，梁武帝没有同意。他在扬州任职时，尤其以明断着称，政令严明整肃。
五月二十七（辛巳），梁武帝任命萧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初二（乙酉），又让他以中军将军的本职代理司徒职务。
臣司马光说：萧宏作为将领，却使三军覆没；作为臣子，却涉嫌大逆不道，梁武帝赦免他的死罪已经够了。可在几十天内，又让他担任三公（司徒属三公），兄弟间的恩情确实深厚，但帝王的法律究竟在哪里呢！
起初，洛阳有汉朝设立的《三字石经》（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刻写的儒家经典石碑），虽历经战乱却始终没有损坏。到北魏冯熙、常伯夫相继担任洛州刺史时，拆毁石碑用来修建佛塔和僧舍，石碑于是严重损毁，残存的部分被丢弃在荒草中，僧人和俗人随意取用。侍中兼国子祭酒崔光请求派遣官员看守保护，并命国子博士李郁等人修补残缺部分，胡太后同意了。恰逢元叉、刘腾发动叛乱，此事便搁置了。
秋季七月，北魏河州（今甘肃临夏）羌人却铁忽反叛，自称水池王；朝廷下诏任命主客郎源子恭为行台，率军讨伐。源子恭抵达河州后，严格命令州郡及各军不得侵犯百姓一物，也不得轻易与叛军交战，随后向叛军示以威严和恩德，让他们知道悔改和畏惧。八月，却铁忽等人相继到源子恭处投降，前后不到二十天。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
北魏宦官刘腾，不识字，却多有奸计，善于揣摩他人心意。胡太后因他有保护自己的功劳，将他多次提拔至侍中、右光禄大夫，刘腾于是干预朝政，收受贿赂为他人求官，没有不成功的。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担任定州刺史时，以贪婪放纵闻名。等到他被罢官回京，胡太后下诏说：“元琛在定州，只没把中山宫（当地宫殿）搬回来，其余财物无所不掠，怎么能再任用他！”于是元琛被废黜在家。元琛便请求做刘腾的养子，贿赂刘腾的金银财宝数以万计。刘腾替他向胡太后求情，元琛得以兼任都官尚书，后出任秦州刺史。恰逢刘腾病重，胡太后想在他生前让他显贵。九月初一（癸未朔），任命刘腾为卫将军，加授仪同三司。
北魏胡太后因天象有变化（古人认为天象异常对应人间灾祸），想让崇宪高太后（此前被废为尼）承担灾祸。九月二十六（戊申）夜，高太后突然去世；冬季十月十五（丁卯），按照尼姑的礼仪将她安葬在北邙山，谥号为顺皇后。百官穿着单衣、戴着邪巾（非正式礼帽）送葬到墓地，葬礼结束后就脱下丧服。
十月二十三（乙亥），梁武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
北魏胡太后派遣使者宋云和僧人惠生前往西域求取佛经。司空任城王元澄上奏说：“过去孝文帝迁都洛阳，规定在城内只允许设置僧寺、尼寺各一座，其余都设在城外；这是因为僧人与俗人归宿不同，想让僧人在尘世之外清净居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沙门统惠深开始违背之前的禁令，从此诏令形同虚设，私自请求建寺的人越来越多，如今都城内的寺庙超过五百座，占据掠夺的民房，几乎达三分之一，屠户、酒馆等污秽场所，与寺庙相邻混杂。过去代北有法秀的谋反，冀州有大乘教的叛乱。太和、景明年间的制度，不仅是为了区分僧人与俗人，更是为了防微杜渐。从前如来（释迦牟尼）宣讲佛法，多在山林之中，如今这些僧人却留恋城市，正是因为被利欲诱惑，无法自我克制，这都是佛教中的糟粕，是佛祖的害群之马，佛教戒律不容许，国家法律也应共同摒弃。我认为都城内尚未建成且可迁移的寺庙，应全部迁到城外；僧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