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评论说：“从前高祖宣皇帝（司马懿）凭着雄才大略，顺应时势崛起，性格深沉得像城府，却能宽容待人；用谋略驾驭事物，又善于发现人才。于是百姓拥护有才能的人，国家根基开始建立。世宗（司马师）、太祖（司马昭）继承基业，都消除了异心，延续了前人的功业。到世祖（司马炎）时，终于登上皇位，对百姓仁慈宽厚，节俭够用，平和却不放纵，宽厚却能决断，收复了唐、虞时的旧疆域，把历法推广到八方，当时有‘天下无穷人’的谚语，虽然没达到太平盛世，也足以说明百姓能安居乐业了。”
武皇（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陵墓的土还没干，动乱就接连发生。宗室子弟没起到“藩篱屏障”的作用，朝廷大臣也没让人信服的威望；早上还是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晚上就变成桀、跖那样的恶人。国家政权被乱臣贼子反复抢夺，禁军分散到四方，地方诸侯没足够的镇压力量，边关防守跟扎草一样不牢固。最后戎、羯少数民族称帝，怀帝、愍帝被俘失尊，为啥会这样？
因为“根基没打牢，托付的人没本事，礼义廉耻没树立，朝廷尽是苟且的政策”。
要知道，根基广就难推翻，根扎深就难拔掉，治理得法就不会乱，人心团结就不会变。以前的王朝能长久，都是靠这道理。周朝从后稷开始爱民，传了十六代到周武王才称王，根基就是这么稳。可晋朝建立时，打基础的方式就和前代不一样，再加上朝廷缺品德纯粹的人，乡里少忠贞不二的老辈，风俗败坏，是非荣辱观全乱了：
? 读书人把老庄当根本，丢了《六经》；
? 清谈的人把虚浮当高明，看不起名节；
? 做人的把放纵当通达，轻视气节诚信；
? 当官的把苟且获利当宝贝，鄙视正直；
? 任职的把空谈当高尚，嘲笑勤恳。
所以刘颂总说治国之道，傅咸总纠察是非，都被骂成“俗吏”；那些空谈虚浮、敷衍了事的人，反倒名气传遍天下。像周文王忙得没时间吃饭、仲山甫早晚不懈怠的精神，都被当成垃圾嘲笑！
结果呢？好坏颠倒，人心被财欲驱使，选官的帮人谋职位，当官的为自己捞好处，世家贵戚的子弟跳过规矩升官，满世界都是追名逐利的人，千百个官职里，没谁肯让贤。刘寔写《崇让论》没人看，刘毅定“九班选官法”没法用。
妇女也不管纺织，随心所欲，有的顶撞公婆，有的残杀妾婢，父兄不怪罪，天下人也不非议。礼法刑政，到这地步彻底崩坏了。“国家要亡，根本必先垮”，说的就是这啊！
看阮籍的行为，就知道礼教为啥崩塌；看庾纯和贾充的争斗，就知道大臣多不正派；看平定吴国的功劳分配，就知道将帅多不谦让；想郭钦“迁胡”的建议，就明白少数民族早有隐患；读傅玄、刘毅的话，就清楚百官多邪恶；查傅咸的奏疏和《钱神论》，就看到贿赂多公开。
民风国势都这样了，就算用中等才能、守成的君主来治，都怕动乱，何况让放荡的晋惠帝来当皇帝？怀帝在乱世继位，被权臣牵制；愍帝颠沛流离后，只剩个虚名。天下大势已去，不是绝世雄才，根本救不回来！
石勒在坫城包围乐平太守韩据，韩据向刘琨求救。刘琨刚得到拓跋猗卢的部众，想趁他们锐气正盛讨伐石勒。箕澹、卫雄劝道：“这些人虽是晋民，可在异域待久了，没受过您的恩德信义，怕不好用。不如先收拢鲜卑剩下的粮食，抢胡人的牛羊，闭关守险，种地养兵，等他们被感化了再用，准能成功！”刘琨不听，把人全派出去，让箕澹带两万步兵骑兵当先锋，自己屯兵广牧作后援。
石勒听说箕澹来了，要迎击。有人说：“箕澹兵强马壮，锋芒挡不住，不如退兵筑垒，挫他锐气，才保险。”石勒骂道：“他兵虽多，远道而来早累了，号令都不齐，哪算强？敌人快到了，哪能退？大军一动，想回头就难了！要是他追着打，咱们逃都来不及，还筑啥垒？这是自寻死路！”当场斩了说这话的人，派孔苌当先锋都督，下令“后出者斩”。
石勒占了险要地势，在山上设疑兵，前面埋伏两队人马，派轻骑兵和箕澹交战，假装打不过逃跑。箕澹追击，中了埋伏，石勒前后夹击，把箕澹打得大败，缴获上万铠甲马匹。箕澹、卫雄带一千多骑兵逃到代郡，韩据弃城而逃，并州上下震恐。
十二月初一，又发生日食。司空长史李弘献出并州投降石勒，刘琨进退无路，不知咋办。段匹磾写信邀他，他就带部众从飞狐逃到蓟城。段匹磾见了他很亲近，还结为亲家，约为兄弟。石勒把阳曲、乐平的百姓迁到襄国，设地方官后返回。
孔苌攻打马严、冯，打了很久没攻下。当时司、冀、并、兖四州有几万流民在辽西，互相招引，百姓不安心。石勒问张宾咋办，张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