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纮回东吴接家人，途中因病去世。临终前，他给儿子张靖留下书信说：“自古以来，所有的帝王，都希望通过推行德政，让国家达到盛世。但很多时候，国家治理得并不好，这不是因为没有忠臣贤才辅佐，而是君主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能任用贤才。人的本性就是害怕困难、喜欢容易的事，喜欢意见相同的人，讨厌意见不合的人，这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左传》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就是向善有多难。君主继承祖先的基业，占据天然的优势，掌握着八种权柄，喜欢听顺耳的话，不需要借助他人。而忠臣采用难以被接受的方法，说些逆耳的忠言，不被君主接纳，也是常理。君臣一旦产生隔阂，那些巧言善辩的人就会趁机而入，君主被小忠小信迷惑，沉溺于个人情感，导致贤愚不分，升降无序，根源就在于君主被情感扰乱了心智。所以贤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求贤若渴，乐于接受谏言，克制私欲，按道义割舍私情。这样一来，就不会错误地授予官职，臣下也不会有非分之想！”孙权看完书信，流下了眼泪。
冬天十月，魏明帝把平望观改名为听讼观。明帝常说：“刑狱之事，关乎人的性命。”每次审理重大案件，他都会到听讼观亲自旁听。当初，魏文侯的老师李悝撰写了《法经》六篇，商鞅得到后，在秦国推行变法。萧何制定《汉律》时，增加为九篇，后来逐渐增加到六十篇。此外，还有《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这些法律条文历经各代增减修改，杂乱无章。后人又各自为其作注，马融、郑玄等儒家学者就有十多家。到了曹魏时期，实际使用的法律条文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多字，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于是，明帝下诏规定，只采用郑玄的注释。尚书卫觊上奏说：“刑法，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但在私下议论中却被轻视；狱吏，掌握着百姓的性命，但在官员选拔中却不受重视。国家治理的弊端，恐怕就源于此。请设置律博士这一官职。”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又下诏让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人删减汉朝法律，制定了《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一百八十多篇。这些法律相比汉朝《正律》九篇有所增加，但比汉朝的旁章科令要精简。
十一月，洛阳的宗庙建成，将高祖、太祖、武帝、文帝四位先帝的神位从邺城迎入。十二月，雍丘王曹植改封为东河王。蜀汉丞相诸葛亮把丞相府和军营迁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阳修筑汉城，在成固修筑乐城。
太和四年（公元230年）
这年春天，吴王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士兵，渡海寻找夷洲和亶洲，想俘获当地百姓增加国内人口。陆逊、全琮都劝谏说：“当年桓王孙策开创基业时，兵力还不到一旅。如今江东现有的兵力，足以成就大业，没必要远赴蛮荒之地，万里迢迢去攻打别人。海上风浪难以预测，而且士兵到了外地，不服水土，肯定会生病。这样一来，想增加人口反而会损失人口，想获利反而会受害。再说那些地方的百姓如同禽兽，得到他们也没什么用，没有他们也没什么损失。”但孙权没有听从。
尚书琅邪人诸葛诞、中书郎南阳人邓飏等人相互结交，结成朋党，他们互相品评、标榜，称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诸葛诞等人八人为“八达”。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这三人赶不上前面那些人，但因为他们的父亲位高权重，也被拉进来，称为“三豫”。代理司徒事务的董昭上书说：“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尊重敦厚朴实、忠诚守信的人，痛恨虚伪不实之人的，因为这些人破坏教化、扰乱治理、败坏风俗。建安末年魏讽被处死，黄初初年曹伟被斩杀。回想先帝前后的诏令，都对浮华虚伪之人深恶痛绝，恨不得立刻铲除这些奸党，每每提及都咬牙切齿。但执法的官员，都畏惧他们的权势，不敢揭发检举，导致这种不良风气越来越严重。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把做学问当作根本，反而把结交朋友当作主业；国内有名望的人，不把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清廉修身放在首位，而是把趋炎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