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

    宋军的铁腕，彻底撕下了最后一丝温情的面纱。临淄城内，恐惧与愤怒交织，暗流瞬间化为汹涌的波涛。

    隰朋下狱，正是公子潘梦寐以求的契机。

    他迅速行动，打出“清君侧，诛宋寇，救忠臣”的旗号——虽然他根本无意救隰朋，只希望宋人快点将其处决。他联络好的党羽在城内多处制造骚乱，攻击宋军巡逻队，点燃粮草库。

    同时，早已等候在边境之外的楚军，在令尹子文的精确指挥下，以“应公子潘之请，平定宋国暴政，恢复齐国秩序”为名，一支精锐部队快速越过边境，直扑临淄。他们行军迅速，但绝不恋战，目标明确：制造更大的混乱，牵制宋军，并为公子潘撑腰。

    公孙固瞬间陷入内外交困。城内叛乱四起，城外出现楚军。他一面下令弹压城内叛乱，一面派兵出城迎击楚军，还得留重兵看守宫城和囚禁中的隰朋，兵力顿时捉襟见肘。

    就在临淄再度陷入战火之时，宋襄公的使者正在中原各国间奔走。他沉浸在“齐地臣服”的虚幻胜利中，一心要组建一支更庞大的联军，以实现他击败楚国、称霸中原的梦想。

    他收到了隰朋的求救信，却只轻蔑地扔在一旁。“隰朋老矣，必是见吾势大，巧言令色以求免祸。公孙固做得对，对这些齐人，就得用重典！”他完全无视了隰朋信中分析的深刻危机，反而下诏给公孙固，令其“严查逆党，不必姑息”。

    同时，他正在积极筹备一次盟会，企图效仿当年的齐桓公，自任盟主，号令诸侯共同伐楚。他选择了盂地作为会盟地点，并向各国发出慷慨激昂的邀请，大谈“仁义”与“攘夷”。

    然而，回应者寥寥。鲁国称病，卫国推说国内不宁，郑国态度暧昧，一些小国则畏惧楚国，不敢应承。只有几个与宋国利益攸关、或同样惧怕楚国的小邦表示会参加。这与齐桓公时代一呼百应的盛况，形成了残酷的对比。

    宋襄公却将其归咎于诸侯“短视”和“不仁”，决心以一己之力，也要扛起“仁义”大旗。他调动全国兵马，准备在会盟之后，即便联军不成，也要独自讨伐楚国“挑衅”之罪。

    大臣目夷痛心疾首地劝谏：“天弃商久矣，君欲兴之，其可赦乎？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败绩之余，君请止之！”

    宋襄公勃然大怒：“吾之仁义，天必佑之！楚，蛮夷也，安能与吾争？休得多言！”

    他已听不进任何劝告，执意要将宋国拖入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命运的陷阱，已经张开了大口。

    临淄城内，厮杀声彻夜不息。公孙固疲于奔命，宋军伤亡惨增。被囚禁的隰朋，在阴暗的牢狱中，听到了外面的喊杀声，老泪纵横。他知道，齐国完了，至少是暂时的完了。他的一切努力，都已化为泡影。他唯一盼望的，是那封送往莒国的密函，能为自己保留一丝复仇的火种。

    公子潘的私兵与楚军里应外合，逐渐占据上风。他志得意满，仿佛已看到君位在向自己招手。

    而在遥远的宋国睢阳，宋襄公正在誓师，大军即将开赴盂地。他高举着“仁义”的旗帜，目光狂热，走向那片即将决定他和宋国命运的战场——泓水之地。

    历史的洪流，裹挟着个人的野心、国家的命运与时代的无情，以不可逆转之势，奔涌向前。齐国的悲剧步入高潮，而宋国的灾难，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