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29日，上午6:17
李雅把车停在博物馆员工入口旁。雨已经停了，地面湿漉漉的，天空是铅灰色。她三十出头，穿着得体的西装外套，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和基金会伪装用的“文化财产厅特别调查员”证件。
迎接她的是副馆长，一个五十多岁、眼睛浮肿的男人。
“真是太不幸了。”副馆长声音沙哑，“北川女士在这里工作十八年了，一直很健康。初步判断是心脏病突发……”
“我能看看事发地点吗？”李雅打断他，语气平静专业。
“当然，当然。就在东亚厅。”
展厅已经被黄胶带封锁。李雅弯腰钻过去。展柜还在原位，里面的人偶静静躺着，腹部盖子紧闭，胎儿模型好好待在内部。那张古文书卷平整地铺在旁边。
一切看起来正常得过分。
李雅蹲下身，用手电仔细检查展柜周围的地板。没有拖拽痕迹，没有血迹。但在展柜底座与地面的接缝处，她看到一点极细微的白色粉末。她用镊子小心取了一点，装进证物袋。
象牙碎屑。
“昨晚停电了多久？”她头也不抬地问。
“大约……二十分钟？供电系统记录是晚上11:07到11:28。”副馆长说。
李雅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指南针。又看了一眼展柜的朝向。她站起来，走到值班室。北川弥生的私人物品已经被收走一部分，但抽屉还没清理。
她戴着手套拉开抽屉。里面有个小笔记本。
李雅快速翻阅。素描。日期。观察记录。她的呼吸微微加快。
最后一页是昨晚的日期，空白。但前一页的角落，用极小的字写着：“它快到时间了。下一个是谁？”
“北川女士有家人吗？”李雅问。
“有个女儿，十五岁。已经通知了，由亲戚接走了。”
“北川女士本人……有生育史吗？”
副馆长愣了一下：“有个女儿，就刚才说的那个。怎么问这个？”
李雅没有回答。她拿出平板，调出Finch医生发来的数据。在1998年的流产案例列表中，她看到了一个名字：山本美雪（旧姓：田中），当时25岁，东亚馆实习生。备注栏写着：“自述相关噩梦：白色小人偶。”
而1998年，正是北川弥生开始做志愿者的年份。
“我需要过去三十年的所有员工和志愿者名单，”李雅说，“特别是女性。以及所有与怀孕、流产相关的请假或医疗记录。”
“这……涉及隐私啊。”
李雅亮出证件上不起眼但权威的部门印章：“这是国家文化遗产安全调查。我可以等您走正式申请流程，或者您现在提供，我们高效解决。”
副馆长妥协了。
一小时后，李雅坐在临时安排的办公室里，面前摊开名单和医疗记录（经过大量删减，但她能看到足够多的模式）。她在平板上绘制时间线。
1972-1974：三例流产，均严重畸形。
1988-1990：两例流产，其中一例母亲死亡（大出血）。
1998年至今：五例确认，三例疑似。时间间隔在缩短。
而人偶的“活跃期”根据北川的笔记也在加速。
她调出博物馆的平面图。东亚厅的位置被标记出来。她又调出城市地图，叠加生育健康数据。以博物馆为圆心，半径一公里内，过去五年的自然流产率比城市平均值高37%。
这不是巧合。这是一个模式。一个持续了数十年、可能更久的模式。
李雅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她想起训练时教官的话：“异常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它们有历史，有源头。你们的任务就是找到那条线，从现在的混乱追溯到过去的起因，然后……决定是切断它，还是控制它。”
窗外，雨又开始下了。
她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加密号码。
“Finch医生，我是李雅。初步评估完成。确认异常存在，分类至少是Euclid级，潜在危害远超‘Safe’。建议立即启动正式收容程序。”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穿过办公室的门，望向远处东亚厅的方向。
“另外，请求调阅1938年以前的所有相关记录。这个东西的历史……可能比我们想的还要深。而我认为，昨晚的事件不是结束。”
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声。“收到。支援小组三小时后抵达。在那之前，不要单独接触目标物品。”
“明白。”
挂断电话后，李雅再次翻开北川弥生的笔记本。那些细致的素描、冷静的记录，属于一个试图用理性和观察对抗无法理解之物的女人。
而最后一页的空白，像是等待被填写的答案。
或者，是下一个受害者的名字。
李雅合上笔记本，站起身。她需要再看一次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