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汉中与上庸的铁匠，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支起新的鼓风炉。
他们带来的“炒钢法”与“灌钢法”，能更快地生产出质地更均匀、韧性更好的铁料。
这些铁料一部分被锻打成坚固耐用的船钉、铁锚、缆钩，强化着往来船只；另一部分则打制成犁铧、镰刀、锄头，通过海事司设立的“官售点”，以借贷或易货的方式，售往刚刚安定下来的齐地乡邑。
与过去北齐和燕国暗中统治时期沉重的铁器专卖与盘剥不同，汉国的铁器价格更为公道，且允许以未来的渔获、粮食或劳役分期偿付，迅速赢得了渴望恢复生产的齐民好感。
更让齐地士人啧啧称奇的是纸张，齐国经过管仲变法之后，文字普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交流圈子，周边鲁国、宋国的很多士子也到临淄求学，北齐田氏篡位期间，更是效仿汉国学部学堂，成立了稷下学宫，培养士子。
纸张的出现让齐国文化交流更加方便，汉国在齐国士子学士心中的形象也越来越高大，汉国更是趁机在齐国推广汉国简体字和阿拉伯数字，齐国的汉化程度随之越来越高。
汉军文书吏员使用的那种轻便洁白、吸墨良好的纸张，很快也在港口的官署和与汉军往来密切的齐国地方豪族间流传开来。
比起笨重的竹简或昂贵的缣帛，这种被称为“汉纸”的物什，无疑极大地便利了文书往来与账目记录。
海事司甚至专门开设了一个小作坊，尝试用齐地丰富的海草、破渔网作为原料，就地生产粗糙但可用的纸张，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汉国的精盐提炼的技术则更为隐秘，由少数从汉中调来的老师傅掌控，在港口附近设厂生产。
齐地本就盛产海盐，但传统的煎煮法所得盐粒粗大，杂质苦涩。
汉国的“淋卤煎白”法则能产出雪白细腻、咸味纯正的上等精盐。
这种精盐一小部分供应汉军自身和高级官吏，大部分则作为高价值商品，与蜀锦、漆器一同，装入船舱，准备销往中原乃至更远的江南、荆楚。
齐地原有的盐户，在被严格监管并保证其生计的前提下，开始逐步学习新的工艺，这既是对资源的控制，也是技术的缓慢渗透。
“汉军……似乎与燕人确乎不同。”琅琊城外的齐国乡老，望着修缮一新的水渠，和手里崭新的铁质农具，对身边子侄低声感慨，“汉国伯主当真贤明，比起当年的桓公、管仲也不遑多让。”
海港的繁荣，如同投入静水的石子，涟漪向四面八方扩散。
来自江州、郫邑的蜀锦与漆器，在转附港卸下，一部分被闻风而来的齐国商贾与贵族购走，更多的则装上了等候在济水支流、内河码头上的平底货船。
这些船只吃水浅，适航内河，它们溯济水而上，将汉地的物产源源不断输往宋都睢阳、卫都楚丘。
返回时，船舱里则装满了宋国的丝麻、卫国的畜牧产品，以及从更西方流转而来的玉石、皮毛。
齐地的鱼干、海盐（包括新产的精盐）、质地坚实的葛布与麻布，也找到了新的出路。
它们不再仅仅局限于本地消耗或被燕国廉价征调，而是成船成船地南下。
海船沿着海岸线航行，穿过吴越古国的海域，直达长江口，再逆流而上至江州，或分散到沿江各城邑。
沿途的吴越遗民、沿海小邦，看到这前所未有的繁忙海贸，也从最初的观望，转变为尝试用本地特产——如珍珠、玳瑁、细葛、水果——与汉齐的船队进行交换。
宋、鲁、卫这几个与汉国结盟或关系缓和的中原诸侯国，成为了这条新兴商路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睢阳的市集因来自东海和南方的货物而更加琳琅满目；鲁国的士人获得了更优质的书写材料；卫国的贵族则享用到了来自蜀地的精美漆器和来自齐海的珍馐。
商贸带来的税收和利润，增强了这些国家的国力，也无形中加深了它们与汉国之间的经济纽带，使得“控齐”的战略，在军事政治之外，增添了坚实的经济维度。
汉国便捷高效的经商模式，新奇的商品，逐渐笼络了各国人心，数月之后，邓麋趁机，于齐国各地成立慈善机构——汉国教会、特务机构——锦衣卫、商贸机构——汉国商会等民间机构。
齐王姜昭听闻邓麋的一举一动，虽然心中警惕，但是随着齐国府库充盈，姜昭也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个统治者不希望富国强兵呢？
既然汉军能给自己提供赋税，协助自己操练新军，自己又何妨大度一些，给汉军提供一些便利呢？
于是邓麋的措施在齐国推广的毫无阻力，异常顺利。
这一日，邓麋与姬去疾并肩站在转附港新建的了望塔上。
眼前，帆影点点，码头装卸货物的号子声、车马声、市集喧哗声交织成一片充满生机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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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新的仓廪正在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