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封沾染着战场硝烟与风尘的捷报被内侍高举着送入大殿时，正在与史可法商议江淮防务及筹措粮饷的朱慈烺，几乎是从御座上霍然起身。
“好！好！好！”年轻的皇帝一连吐出三个“好”字，脸上因连日操劳而生的倦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狂喜的振奋与红光。
他迫不及待地从内侍手中接过军报，一目十行地看完，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史爱卿！你快看！孙将军设伏大破建奴先锋两万！阵斩其主将！斩获无数！此乃……此乃朕登基以来，不，是近十年来我大明对建奴未有之大捷啊！”朱慈烺的声音都有些变调，他将军报递给史可法，自己则在御案前来回踱步，仿佛要将胸中那股澎湃的激荡宣泄出来。
史可法双手接过，仔细阅看。捷报写得简明扼要，却字字千钧：夜袭、诱敌、分割围歼……战果辉煌，尤其强调击溃的是清军南下的精锐前锋，意义非凡。
史可法的面容上也浮现出激动之色，身体微微抖动：“天佑大明！孙将军用兵如神，将士用命，此战确足以振奋天下人心，挫败虏酋锐气！陛下，当立刻明发捷报，传谕四方，以固军民抗虏之志！”
“对！对！立刻明发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东虏并非不可战胜！我大明仍有忠勇将士，可卫社稷！”朱慈烺连连点头，当即就要下旨。
然而，史可法激动过后，目光落在军报最后关于处置俘虏的寥寥数语上，眉头不由得微微蹙起。
他沉吟片刻，挥退了殿内侍立的无关内侍，这才上前一步，压低了声音，语气带着明显的忧虑：
“陛下，孙将军此战确系奇功，大涨我朝威风。然……军报末尾提及，孙将军将俘获的一千余八旗降卒，尽数……处决了。”
朱慈烺闻言，脸上的兴奋稍稍收敛，看向史可法：“史爱卿对此事，似乎有不同看法？”
史可法斟酌着词句，缓缓道：“陛下，自古杀俘不祥，何况是已放下兵刃的降卒。此举固然可泄一时之愤，然传扬出去，恐被诟病为‘嗜杀’、‘残暴’，有损孙将军乃至朝廷仁义之师的名声。朝堂之上，已有风声，一些御史言官闻此消息，颇有微词，恐不日便会有弹劾奏章呈上。”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
“老臣以为，是否……以陛下名义，给孙将军去一道温言诫谕的旨意，令其今后临阵，需多存仁恕之心，勿要过度杀戮，以免授人以柄，亦免伤天地之和？”
史可法的担忧不无道理。
他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讲究“仁义之师”、“不杀降”，认为战场上击败敌人即可，对已无反抗能力的俘虏应保有基本的怜悯（至少表面如此），这关乎王朝的道德形象和统治合法性。
同时，作为政治上的老手，他也深知朝堂党争的厉害，孙世振风头正劲，又手握重兵，此等“暴行”极易成为政敌攻击的绝佳借口。
朱慈烺听完，没有立刻说话。他慢慢坐回御座，手指无意识地轻叩着光滑的桌面，目光望向殿外湛蓝的天空，仿佛在思考，又仿佛在回忆。
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史爱卿，你也觉得，孙将军此举……是错的吗？”
史可法沉默了。
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他无法直接指责刚刚取得大捷的统帅，但内心的不认同是显而易见的。
朱慈烺看着史可法，忽然轻轻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些许疲惫，更多的是一种超越年龄的冷静与洞察。
“史爱卿，你的顾虑，朕明白。你是怕朝野非议，怕失了‘仁君’之名，怕孙将军功高招妒，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朱慈烺缓缓说道。
“但朕看来，孙将军此举，并无大错，甚至……颇合朕心。”
史可法微微一震，抬头看向皇帝。
朱慈烺站起身，走到悬挂的江北舆图前，手指点着徐州的位置，声音渐渐转冷：“那些八旗兵，可曾对我大明子民有过半分‘仁恕’？他们视我汉民为刍狗，杀戮掳掠，何曾手软？！”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孙将军杀的是八旗兵，是双手沾满我同胞鲜血的侵略者！对于那些同样被俘的汉军、蒙古兵，他并未滥杀，而是区分处置。这说明什么？说明孙将军心中有杆秤，他分的清谁是元凶，谁是从犯！他杀的是寇仇，不是降卒！”
年轻的皇帝语气愈发坚定：“史爱卿，你比朕更清楚，如今朝廷支撑江北战事，已是何等艰难！每一粒粮，都要精打细算；每一个兵，都要用在刀刃上！难道要让我们前线的将士饿着肚子，省下口粮，去养活那些随时可能反噬的豺狼？难道要分散宝贵的兵力，去看管那一千多个恨不得食我肉、寝我皮的凶徒？”
朱慈烺走回御案后，重重坐下，脸上已是一片决然：“孙将军在外浴血奋战，面对的是多尔衮、多铎的虎狼之师！朕在南京，若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