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便是欧阳修讲《春秋》。
地点设在一座宽敞的汉式帷殿内，耶律洪基携太子耶律浚（时年十五，聪颖好学）亲临，耶律乙辛、耶律仁先、张俭等重臣，以及遴选出的契丹、汉人青年才俊数十人列席。
气氛庄重，隐隐有较量之意。
欧阳修缓步登台，白发萧然，目光清澈。
他未着华服，只一袭半旧青衫，却自有一股历经沧桑、学养淬炼出的沉静气度。
他没有急于开讲，而是先向耶律洪基方向微微欠身，执的是平辈论学之礼，而非臣下觐见之仪。
“外臣欧阳修，今日不揣冒昧，与北朝贤达共析《春秋》微义。”
他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沉稳，带着江西口音的雅言，在殿中回荡：
“《春秋》者，天子之事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然其大义，在于明是非，定褒贬，使乱臣贼子惧。”
他先从《春秋》笔法讲起，辨析“侵”与“伐”、“弑”与“杀”的微妙差异，阐述“尊王攘夷”背后的秩序理想。
没有高谈阔论，而是引经据典，层层剖析，逻辑严密如老吏断狱。
那些精妙的义理、对历史人物事件鞭辟入里的评判，尤其是对“华夷之辨”基于文化礼义而非血统的深刻阐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让在座的辽国汉官频频颔首，目露钦服。
即便是通晓汉学的契丹贵族，也听得聚精会神。
然而当讲到某些涉及“正统”、“僭越”的敏感篇章时，欧阳修语气不变，阐述却愈发犀利。
他并非指桑骂槐，而是秉持史家之笔，将《春秋》大义如明镜高悬。
耶律洪基面沉如水，手指无意识地捻动着佛珠。耶律乙辛眼中则闪过一丝阴霾。
提问环节，一位年轻的契丹贵族起身，用流利但略带口音的汉语问道：
“欧阳公，依《春秋》之义，北魏、北周、乃至前朝石晋，可算正统否？”
问题尖锐，直指辽国自身法统。
殿内空气一凝，欧阳修略一沉吟坦然道：
“史家论正统，有以功德，有以地，有以统。
北魏孝文改制，用夏变夷，其制近乎中国；北周虽起自关陇，亦承袭中原礼乐。至于石晋……”
他顿了一下声音清晰：
“以儿皇帝自居，割地贿虏，此乃《春秋》所贬之‘以夷乱华’、‘失地辱国’，岂足论正统？
正统之义，在德不在力，在礼不在强。
能行中国之政，保中国之民，继中国之文，虽起自朔漠，后世史笔或可有斟酌之余地；
若徒恃强力，凌驾华夏，则终非长治久安之道，亦难逃《春秋》之诛心之笔。”
话音落下，殿内鸦雀无声。
这番话，既未直接否定辽国，又坚守了儒家正统观与华夷之辨的底线。
将评判标准引向了“德行”与“文明教化”，绵里藏针，不卑不亢。
既回应了问题，也明确划出了文化上的界限。
耶律洪基深深看了欧阳修一眼，缓缓开口：
“欧阳公学识渊博，议论精当。太子，可记下了？”
少年耶律浚起身，恭敬答道：
“儿臣谨记。欧阳公所言，以德礼论正统，发人深省。”
他看向欧阳修的目光，充满了纯粹的求知欲与敬意。
经筵之后，欧阳修在辽国上层，尤其是太子和汉官集团中，声望骤升。
他那份渊博学识与淡定气度，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文化力量展示。
司马光的场合，则是在一次与辽国史官、儒臣的专题论学中。
辽国近年也在组织编纂国史，对史学极为重视。
司马光带来了《资治通鉴》部分已完成书稿的抄本（如周纪、秦纪）作为礼物。
当辽国史官翻阅那体大思精、考据严谨、文笔练达的巨着时，无不震撼。
他们编纂的辽史，多囿于实录、谱牒，在历史哲学、编纂体例、叙事宏大方面，难以望其项背。
讨论中辽国汉臣请教历代治乱得失，尤其对南北朝、五代乱世感兴趣。
司马光以其特有的严谨与深刻，分析兴衰之由，归结于“礼”的存废、“人君心术”的正邪。
他特别强调了“信义”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暗合澶渊之盟后的宋辽和平。
其言论扎实厚重，绝不空谈，每一结论皆有史实支撑，令辽国学者折服。
一位契丹学者质疑：
“司马公重礼义，然则如匈奴、突厥强盛时，礼仪岂能御之？
岂非国力强兵为根本？”
司马光正色道：
“国力强兵，固不可少，然无礼义为之纲维，则强兵适足为乱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