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卷帛书，字迹刻意扭曲，但所述内容却条理清晰，直指渭南县去年清丈田亩过程中的种种弊病：县衙户曹典史与数名胥吏勾结，在丈量时对几家豪强田地“以大作小”、“以肥作瘠”，暗中减免税赋；而对无依仗的散户，则“以小作大”、“以瘠作肥”，甚至将田埂、水沟也计入田亩，借机勒索钱财。此外，还提及永乐店等市集，税吏额外收取“看验钱”、“落地钱”，商民苦不堪言。书末，还隐约指向渭南县令可能知情甚至默许，但语焉不详，缺乏实证。
风闻郎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份长卷呈递给了肃政大夫裴迪。裴迪仔细阅看，年轻的脸上笼罩着寒霜。渭南，正是秦王前番暗访之地，秦王虽未明言，但裴迪敏锐地察觉到，那里恐怕确有积弊。如今这投书，虽匿名，所述细节却颇为详实，不似空穴来风。
“王爷设立肃政台，剑指吏治沉疴。此案，或可为首试锋芒之机。”裴迪思忖片刻，做出了决定。他没有大张旗鼓，而是唤来两名新任的巡察使。一位是原察事房调来的老手，姓于，精于暗访取证，沉默寡言。另一位是裴迪亲自提拔的寒门进士，姓郑，为人机敏，通晓刑名律法。
“渭南此案，你二人即刻动身，微服暗访。于巡察，你持我手令，可调动当地察事房外线暗桩，协助查探胥吏、豪强勾结证据。郑巡察，你以游学士子身份，明察田亩文册、税赋账目，与乡民攀谈取证。切记，首要在于证据确凿，不可打草惊蛇，更不可惊动渭南县衙上层。若县令确有牵扯，务必拿到铁证！”裴迪郑重吩咐，将那份匿名帛书的抄件交给二人。
“下官遵命！”于、郑二人躬身领命，当日下午，便悄然离开了长安。
渭南县，因地处要冲，物产丰饶，素来是关中富庶之地，也是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之处。县令姓周，进士出身，在任已三年，表面勤勉，官声尚可。然其与本地豪强韦氏（非长安韦氏本家，乃同姓旁支）、杜氏（亦为地方大族）往来密切，县中胥吏，多为其亲信或得豪强之利者。
于巡察和郑巡察分头行事。于巡察凭借察事房的暗线，很快摸清了户曹那位典史的行踪喜好。此人姓吴，好赌，尤喜在城西一家看似普通的骰子铺“耍钱”。于巡察扮作行商，混入其中，观察数日，发现这吴典史赌资颇丰，且输赢面不改色，显然另有财路。他暗中收买铺中一名眼线，得知吴典史常与几家粮行、布庄的掌柜在此“商议事务”，每次之后，赌桌上便大方许多。
郑巡察则以游学士子身份，拜访县学，与教谕、学子交谈，又“偶然”结识了县衙一名不得志的老书吏，时常请其饮酒，谈论风物。酒酣耳热之际，郑巡察故作对田亩赋税好奇，那老书吏多喝了几杯，又感怀自身落魄，便吐露了些许内情：“……清丈？嘿嘿，那可是发财的好机会！上峰有令，下面有‘法’。那田亩册子，还不是人写的？给够了这个，”他做了个捻钱的手势，“上等田能写成下等，十亩能写成八亩。不给？田埂、水渠都给你量进去！那些泥腿子，懂个屁！告？往哪儿告？状纸都出不了县衙的门！”
郑巡察心中冷笑，面上却赞叹老书吏“见识广博”，又套出些具体操作的名目，如“丈量费”、“册籍钱”、“画押银”等，甚至隐约提到，有几户“不懂事”的农户，因不肯出钱，田地至今未入新册，成了“黑田”，随时可被“充公”。
与此同时，于巡察通过暗线，摸到了吴典史在城外的一处外宅，里面藏着其小妾。顺藤摸瓜，发现这小妾的兄弟，正是永乐店一家布庄的掌柜，而那布庄，与渭南韦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巡察又设法弄到了户曹近两年的部分“耗羡”（附加税）账册副本，与郑巡察从老书吏处听来的“惯例”一比对，发现多数都对得上，且数额远超常例。
数日暗访，证据如雪片般汇集。胥吏与豪强勾结，在田亩清丈中上下其手，盘剥小民；税卡额外加征，已成惯例；县令周某虽未直接伸手，但对属下所为睁只眼闭只眼，且有迹象表明，其通过幕僚，收受过韦、杜等家“节敬”（节日孝敬），数额不菲。
裴迪在长安肃政台衙门，不断收到于、郑二人通过秘密渠道送回的禀报和证据抄件。看到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的实据，他怒不可遏，但并未冲动。他仔细核验每一条线索，确保人证、物证链完整，尤其关注县令周某是否直接涉案的证据。
终于，在拿到一份吴典史小妾兄弟（布庄掌柜）的口供（于巡察设计套取），以及韦家一名管事暗中行贿周县令幕僚的旁证后，裴迪认为时机成熟。
他并未立即动手抓人，而是先密奏秦王。奏章详细列举渭南县清丈弊案、税吏贪墨及县令周某失察乃至可能受贿的种种证据，请求准许肃政台彻查，并拘押相关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