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的技术团队如获至宝，立刻投入研究。这些理论虽然基于观测站的科技树，但其对规则本质的理解、对稳定与混沌转换的数学模型、以及对“信息-规则”映射关系的阐述，为“新芽”项目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工具。许多之前只能靠猜测和试错的环节，现在有了理论指导。
而“癸”在收到粉尘报告后，也罕见地给出了即时反馈：“数据已接收。‘咖啡因信息素映射’的规则实现方式……颇具巧思。初步分析显示，其对低强度秩序污染场的‘抗性中和效应’存在优化空间。随资料附上一份初步的‘规则共振强化算法’建议，或可提升其作用效率百分之十五至三十。此建议仅供参考，贵方可自行验证。”
它竟然还附赠了优化建议！虽然标注“仅供参考”，但显然是经过计算的。
顾九黎心中微动。“癸”或者说它背后的观测站部门，对这种“本土变量创造性产物”的扶持态度，似乎越来越明显了。这不像是单纯的“数据收集”，更像是一种……“投资”和“培育”？
他将优化算法交给技术团队验证。同时，开始构思下一步。
既然观测站对“功能性粉尘”如此感兴趣，那么除了“咖啡味”，是否可以引导“新芽”开发出更多具有“实用价值”甚至“交易价值”的粉尘？比如，能够微弱修复规则裂痕的“修复粉尘”？能够暂时强化某种感官或思维的“增益粉尘”（需要极其谨慎）？或者……能够掩盖生命体规则特征、干扰探测的“隐匿粉尘”？
他把这些想法，以“未来研发方向探讨”的形式，含糊地写入了给“癸”的下一份定期简报中，想看看对方的反应。
简报发出后，暂时没有回复。顾九黎也不急，他知道观测站的官僚程序需要时间。
他将注意力转回内部建设。“韭菜互助会”的规模已经扩大到近两百个节点（包括一些非常松散、仅保持基本联络的），覆盖了全球主要残存人类活动区域。日常的物资调配、技术支援、冲突调解消耗了“方舟”大量的人力和通信资源。虽然“学徒一号”和韩冰帮忙设计的管理系统在不断优化，但很多问题依然需要人工判断和干预。
其中最棘手的一类问题，可以统称为“圣母心引发的资源错配与风险”。
案例一：某个位于温带、资源相对丰富的节点（代号“丰裕谷”），其首领是个末世前的小学校长，心地善良但有些理想化。他大量接收附近零散的、缺乏生存能力的幸存者（老人、孩子、伤病员），导致本节点物资迅速见底，不得不频繁向互助会求助。其他节点对此颇有微词，认为“丰裕谷”滥用互助资源养活“无用之人”，拖累了整体发展。
案例二：两个相邻节点因水源争执，一方实力较强，本来可以通过威慑或小规模冲突占据优势。但较弱一方的首领是个虔诚的教徒，坚持“非暴力”和“感化”，带领成员在冲突地点静坐祈祷，结果被对方趁机控制了水源，陷入被动，反而需要互助会介入调停，消耗额外资源。
案例三：一个技术型节点发现了小片轻度规则污染区，内有变异但可能可食用的菌类。该节点一部分成员主张谨慎研究，逐步开发；另一部分“圣母派”则强烈反对“剥削和伤害变异生命”，甚至有人偷偷破坏研究设备，导致项目停滞。
这些事件看似小事，但累积起来，严重影响了互助会的整体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也挑战着顾九黎试图建立的“绝对理性、效率优先”的底层规则。
“‘圣母心’在末世是奢侈品，更是毒药。”顾九黎在一次核心会议上冷声道，“个人选择，我们无权干涉。但当他们的选择影响到集体资源、威胁到其他节点安全、或者阻碍必要技术探索时，就必须加以限制。”
他宣布了几条新规，合称《资源优化与风险控制补充条款》：
一、设立“基础生存保障线”。每个节点需根据其人口、资源禀赋、生产力，核算并上报其“最低可持续生存资源需求”。互助会的资源调配，优先确保各节点不低于此线。对于因接收大量无直接劳动力人口而长期低于此线的节点，互助会将派出工作组评估，并有权要求其调整人口结构或接受“定向移民分流”。
二、引入“冲突成本内部化”原则。节点间发生冲突，若因一方采取明显非理性、低效策略（如无条件放弃抵抗、过度冒险的感化行动）导致己方损失扩大或需要互助会额外介入，该节点需承担部分冲突调解成本（以信用点或物资抵扣）。旨在鼓励理性自保和有效谈判。
三、建立“技术开发伦理快速仲裁机制”。对于涉及规则生物、变异生物的研究开发争议，由“方舟”技术伦理委员会（成员包括科学家、前伦理学者、务实派幸存者代表）进行快速听证和裁决。裁决基于“生存必要性”、“风险可控性”、“潜在收益”及“对研究对象的最小伤害原则”，裁决结果对节点内争议双方具有约束力。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