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了军饷,而非资敌呢?此中性质,可谓天差地别。”
问题极其恶毒,试图将“叛国”重罪降格为“贪墨”常案,为这些人脱罪或减罪留下空间。
另一位御史跟进:“再者,即便有所交易,边市情况复杂,与蒙古各部贸易亦属常事。
如何断定这些物资,未曾流入蒙古部落,而必定是到了建虏手中?北镇抚司可有铁证,证明每一车货物,最终都送到了沈阳?”
质疑如同绵绵细雨,无处不在,试图浸透、瓦解北镇抚司辛苦构建的堤坝。
他们避开了刀刃般的核心证据,转而攻击证据链之间的连接处,试图让整个指控体系松动、崩塌。
陆铮疲于应对。他需要调动大量的背景知识、逻辑推理、甚至对边贸细节的掌握来反驳。
他的回答依旧清晰有力,但消耗巨大。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嗓音因为连续发言而微微沙哑,太阳穴也开始隐隐作痛。蟒袍下的身躯,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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