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本就空虚，若此地财源再断，各地剿饷、辽饷何以为继？尔部堂官员，当心中有数，早做筹划才是。”
吴宗达又在与一位即将外放山西担任巡按御史的门生话别时，语重心长地叮嘱：“地方为政，首在安民。然‘安’字有多解。
巨奸大恶自当铲除，然亦不可因一事而废全局，致士农工商皆惶惶不安，断了生计。
此番北去，当体察此中分寸，既要协查案件，亦需抚慰地方，稳定人心，方为老成谋国之策。”
这些话语，没有一句明确指示要阻挠办案，甚至表面上都在强调“协查”和“为国筹划”。
但其核心传递的信息却再清晰不过：强调案件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暗示需要“稳定”，提醒地方官注意“分寸”。
对于官场老手而言，这已是足够的“示意”。
吴宗达的“忧国忧民”之叹，很快通过不同的渠道，渗透到了山西、宣府等地的地方官员耳中。
这些官员，许多本就与当地商业利益千丝万缕，即便自身清白，也担心“肃贪”扩大化波及自身，或影响自己的政绩考核（税课完成情况）。
如今得了阁老这般“体恤下情”的暗示，立刻心领神会。
于是，各种“软抵抗”悄然出现：
宣府巡抚在接到兵部及北镇抚司要求其配合稳定军心、保障新任将领顺利接手的公文后，回复的咨文写得极其漂亮，满口“遵旨”、“竭力”。
但在实际行动上，却以“需详细核查军中情绪”、“避免激化矛盾”为由，对新旧将领交接、人员调配等具体事务能拖就拖，变相延缓了新任将领掌控局面的速度。
山西布政使司负责审计地方账目、追查与晋商有非法往来官员的机构，突然变得“效率低下”起来。
各种账册调阅缓慢，相关人员“恰好”出差或病休，回复北镇抚司或周墨林的协查请求时，公文往来极其繁琐，字斟句酌，处处强调“程序”、“规章”，实则是在设置 障碍(官僚主义障碍)。
张家口本地的一些下层官吏，原本已被锦衣卫震慑，开始配合调查。
但察觉到上官态度微妙变化后，又立刻变得犹豫观望起来，提供线索时吞吞吐吐，甚至暗中向那些已被查封但尚未完全清算的商号产业传递消息。
千户周墨林在张家口感受到了明显的阻力变化。
之前是赤裸裸的威胁和对抗，现在则变成了一张无处不在的、柔韧而粘稠的网。
有时需要调阅某份地方衙门的档案，被告知需要某位佥事画押，而那位佥事偏偏“下乡巡查”了；
或需要地方差役协助控制某处房产，差役们嘴上答应，行动却慢如蜗牛；
甚至筹集办案人员所需的粮草补给，也变得不如之前顺畅。
“大人，这帮蠹虫！分明是故意刁难！”手下番子气愤地回报。
周墨林面色阴沉，他久历官场，深知这种来自体系内部的、合规合法的拖延和消极，有时比明刀明枪更难对付。这必然是北京城里的风吹到了地方。
……
陆铮通过周墨林和“听风”的其他渠道，迅速掌握了地方官员态度的微妙转变以及其背后的根源——吴宗达那“不经意”的示意。
陆铮眼中寒光一闪。这种藏在冠冕堂皇理由下的暗箭，他见识过太多。
“想用拖字诀和官僚手段来搅浑水？做梦。”陆铮冷声自语。
陆铮立刻以密奏形式，向皇帝禀报：“…查宣大等地官员，于配合查案一事，近来多有推诿拖沓之举，或以程序繁琐延宕，或以稳定为名掣肘。
臣恐其心存观望，甚至受人示意，欲拖延案件，以待转机。边镇事宜，贵在神速，岂容如此延搁？
若因此生变，则前功尽弃！恳请陛下严旨申饬相关官员，限期办结协查事项，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
这封奏疏直接将地方官的消极行为定性为“可能受人示意”、“拖延案件”，并再次强调了边防安全的紧迫性，直戳皇帝最敏感的神经。
陆铮再授予周墨林更大的临机专断之权：“若地方衙门再有不配合，可视情况，凭王命旗牌，直接调用当地锦衣卫力士及可信军兵执行公务，无需事事经由地方官府！
所需钱粮，若地方拖延，可先由抄没之逆产中支取，事后报备！” 这相当于赋予了周墨林在地方行政体系之外另起炉灶的权力。
并安排指示负责审计的团队，刻意放缓了对与地方官府往来账目的核查速度，却加大了对那些已查实涉案商号资产的清算和变卖力度。
将部分易于变现的货物、房产迅速处理，所得银钱，一部分公开登记入库，另一部分则作为特别经费，用于奖励积极提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