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锦衣卫指挥使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多地收集情报，揪出蛀虫，提出建议，影响决策。
真正的军事行动，需要靠袁崇焕、洪承畴、卢象升（或许将来）这些将领去执行；真正的国家大政，需要皇帝和内阁去决断。
陆铮的目光再次扫过地图上的四川和湖广。“高迎祥…张献忠…”他低声念着这两个名字。他能看到危险，但他手中的权力，却不足以直接扑灭这危险。
陆铮只能尽己所能，织密情报网络，当好帝国的耳目，并在必要时，挥出锦衣卫这把“刀”，砍向国内那些腐朽的、通敌的、或不法的环节。
至于更大的风暴，他只能预警，然后期待前线将领和朝廷能做出正确的反应。
……
崇祯三年，冬。京师
内阁，文渊阁。
已是深夜，文渊阁内依旧灯火通明。首辅李标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放下手中关于四川请饷的奏章，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案头堆积的文书如同山峦，河南的善后、南直隶的扯皮、川楚的告急、辽东的催饷…每一件都关乎国运，每一件都棘手万分。
李标端起早已冰凉的茶喝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弥漫口腔。
作为首辅，他需要在皇帝、朝臣、地方督抚、乃至厂卫之间寻找那微妙的平衡。
对于陆铮和厂卫，他心情复杂。厌恶其酷烈手段，惊惧其权柄日盛，但又不得不承认，在河南那种烂透了的局面下，非如此难以快速廓清。
他只能尽力在皇帝面前稍作缓冲，避免厂卫彻底失控，同时利用其带来的短暂“秩序”窗口期，推行一些恢复政策。
对于兵部尚书王洽和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叫苦，他心知肚明。国事艰难，谁都想少担责任、多要资源。
他需要不断地协调、催促，甚至有时不得不和稀泥，才能让朝廷这台生锈的机器勉强运转下去。
对于皇帝，他感受到的是深深的疲惫和如履薄冰。陛下年轻而焦虑，急于求成，却又多疑善变。他既要尽力辅佐，又要小心避免触怒龙颜，时常感到力不从心。
“或许…致仕归乡才是福气…”这个念头偶尔会冒出来，但很快又被他压下去。
“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尽力而为吧…”他重新拿起一份关于漕运延迟的奏疏，提起了朱笔。
户部衙门
户部值房里，算盘声噼啪作响，气氛压抑。尚书毕自严看着各地催饷的公文和空空如也的太仓库账册，只觉得头皮发麻。
“部堂，辽东袁督师又来催饷了，说将士们衣不蔽体，恐生变乱…”
“部堂，陕西洪督师请拨开春剿饷…”
“部堂，通州京营的粮草也只能支撑半月了…”
胥吏们低声汇报着，每一个消息都让毕自严的脸色更灰暗一分。
毕自严就像是一个窘迫的管家，面对着无数张嗷嗷待哺的嘴，却无米下锅。加征？已是竭泽而渔，再逼下去，恐怕就不是流寇，而是全天下皆反了。
节流？各处都在喊缺钱，从何节起？他能做的，就是不停地算计、挪借、拖延，拆东墙补西墙。
河南清丈出来的那点钱粮，简直是杯水车薪，刚到手就被各方盯上瓜分殆尽。
他甚至对陆铮产生了一丝扭曲的“感激”——若非厂卫手段狠辣，恐怕这点钱都清不出来。但更多的是忧虑：这种靠抄家得来的收入，岂是长久之计？
“催！再催催各省的税银！尤其是江南！”这是他唯一能下的命令，尽管知道效果甚微。
毕自严大部分时间都埋首于账册之中，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出一点点能腾挪的空间，熬过这个冬天。
兵部衙门
兵部尚书王洽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各处都在要兵、要饷、要器械。
辽东：袁崇焕要的是能固守的精兵和足饷，催问新式火器何时能到。
剿寇：洪承畴要的是机动兵力堵截高迎祥，湖广四川巡抚要的是援兵守住城池。
京营：通州新军要的是训练时间和装备保障。
而他手里能调动的资源寥寥无几。卫所兵不堪用，能战的边军要么在辽东，要么在陕西追剿流寇。粮饷更是捉襟见肘。
王洽的策略就是一个“拖”字诀和“推”字诀。尽力安抚各方，将问题推给户部（没钱）、推给地方（自保）、推给前线将领（相机行事）。
对于锦衣卫提供的情报，他重视，但也警惕——陆铮的手伸得太长，迟早是祸患。
他在朝堂上往往扮演和事佬，既不得罪厂卫，也不过分得罪清流，一切以“稳”为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王洽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在这个位置上，能维持住局面不立刻崩盘，就是最大的成功。
吏部衙门
吏部尚书王永光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