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在清丈试点地区，尝试推行优化版的“一条鞭法”。将原有的田赋、徭役以及部分杂税合并折银征收，力求简化税目，减少中间环节盘剥。
关键调整，“量地计丁，相对均摊”， 在清丈厘清部分田亩的基础上，结合相对准确的人丁数据（同样困难重重），尝试更合理地分摊赋役银总额。
虽无法做到绝对均平，但力求改变“无地贫民重负”的局面。
“官收官解，火耗归公”。这是重中之重！严令赋役银统一由官府征收，直接解送上级或国库，禁止胥吏、里甲私自征收和转运！
同时，承认并规范“火耗”（白银熔铸损耗），制定统一、较低的“火耗”附加率，所得“火耗银”纳入国库或地方公帑，用于地方公务或补贴贫户，严禁官吏私吞！
此举意在斩断胥吏最大的灰色收入来源。
凡事有利有弊，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官收官解”、“火耗归公”直接剥夺了无数胥吏和基层官吏的财路，遭遇了最顽强的抵制和阳奉阴违。
他们或消极怠工，或恐吓百姓不敢交银给官府，或巧立名目变相收费。推行举步维艰。
除了艰难的税制改革，朝廷也在尝试其它开源节流之法：
比如——追赃助饷（陆铮主导），利用厂卫力量，加大对贪墨官吏（尤其在西北赈灾、边饷发放中）的查处力度。
抄没的家产，部分用于填补亏空，部分用于特定赈济或军需。
虽是小补，但震慑作用不小，也缓解了部分燃眉之急。陆铮这把刀，用得更加精准。
——有限度开放海禁（李标、钱龙锡力推），在福建月港等传统口岸，尝试更规范地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征收“舶税”。
此举遭到保守派和担心倭寇复起的官员反对，进展缓慢，短期内税收增量有限。
压缩宗藩开支（试探性）， 这是个火药桶！李标、钱龙锡小心翼翼地上疏，建议适当削减部分远支宗室过于奢靡的禄米和赏赐。
立刻引来宗室勋贵的集体反弹，哭诉“祖宗之法不可废”、“薄待天潢贵胄”。崇祯碍于宗法压力和内部稳定，只能暂时搁置。
朝廷在艰难推行深层改革的同时，对西北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但策略有所调整：
换将——杨鹤被罢职下狱（崇祯需要一个替罪羊）。启用作风更为强硬、也更具军事才能的洪承畴（由延绥巡抚升任陕西三边总督）。
剿抚侧重，洪承畴奉行“以剿坚抚，以抚佐剿”。
集中有限兵力（延绥、甘肃、宁夏边军及部分京营），重点打击王嘉胤、高迎祥等大股主力。
对愿意受抚的小股，条件更为苛刻（需献出首领、解散部众、接受改编或屯垦安置），且洪承畴有足够手腕弹压可能的复叛。
洪承畴的军事打击取得一定成效。王嘉胤在山西遭重创后被杀（一说内讧），其部众分裂。
高迎祥、张献忠等部遭遇压力，被迫进行更大范围的流动作战，进入河南、湖广北部，暂时缓解了陕西压力，却将战火引向了更广阔的中原腹地。
李自成在高迎祥麾下表现突出，逐渐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剿抚并未能根除起义，只是暂时改变了其活动区域和形态。
陆铮虽坐镇京师，却放眼全局：
陆铮利用厂卫的威慑力和情报网，为清丈田亩的御史提供保护，为打击贪墨提供证据，为“火耗归公”政策的推行扫除地方障碍（抓捕公开抗命的胥吏头目）。
是李标、钱龙锡在地方推行改革最锋利的工具。
严密监控着改革引发的反弹。勋贵、豪强、胥吏集团的怨恨在积累，朝堂上反对“与民争利”、“动摇国本”的声音从未停止。
陆铮需要时刻评估这股反扑力量的强度和皇帝的态度变化。
包括对辽东和宣大的关注。袁崇焕利用难得的和平期，全力整训“辽西锋锐营”，与白杆军、关宁铁骑的协同日益精熟，大凌河城固若金汤。
宣大总督张宗衡的“劲旅营”虽仍有内部问题，但在重建堡垒和持续清剿小股蒙古袭扰中也得到锤炼。
通州新编车营的火器训练渐入佳境。陆铮要确保这些成果不被内乱打断。
最重要的——辽东。陆铮深知皇太极绝不会坐视大明内部调整。
厂卫的触角伸向蒙古草原，严密监视林丹汗残部及科尔沁等与后金勾结部落的动向，提防皇太极绕道蒙古的阴谋。
同时，也关注着朝鲜的动向（后金正加强对朝鲜的压榨，试图切断其与明朝的联系）。
崇祯的心情如同走钢丝。他看到了李标、钱龙锡、陆铮等人为挽救帝国所做的努力，北直隶和宣大试点地区清丈出的田亩和追缴的赋税。
虽远不及预期，但毕竟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开源”。洪承畴在西北的强硬手段也似乎遏制了流寇在陕西的肆虐（尽管蔓延到了他处）。